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简析《诗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本文共8篇，欢迎阅读借鉴。本文原稿由网友“往事下酒”提供。
篇1：简析《诗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
简析《诗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
论文摘要：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不仅开创了我国诗话之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还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诗品》异文则既为校勘相关文献提供了资据，也为正确理解钟嵘文学思想指引了线索。
论文关键词：《诗品》 文学批评 异文
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三卷，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着作”，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该书自问世以来，即以其“思深而意远”的理论特征和“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显优劣的批评方法为后人所称道。因此，研究者代不乏人。但综观各种研究成果，学者大多致力于评价《诗品》的得失、比较《诗品》与其前后相类着作的优劣、剖析《诗品》所涉文学理论的内涵等等，而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本文拟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探讨《诗品》的价值，以求取得《诗品》研究的深化。
一《诗品》开创诗话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
《诗品》专论诗歌，且仅以五言诗作为对象，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属于全新的学术领域。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先秦时即有五言诗句，《诗品·序》说：“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日‘名余日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诗经·召南·行露》中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因此，刘勰认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至汉代班固的《咏史》诗，五言诗进入有意识的创作阶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发展，东汉末年，无名氏们的创作使得五言诗趋于成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可为其代表。刘勰评论这些作品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但古代包括刘勰在内的批评家们并未把诗歌尤其是五言诗作为观照作家创作水平和风格的专门文学样式看待，只有钟嵘才将五言诗作为特定对象加以分析，且使五言诗的创作特征、风格技巧、流变传承等方面体现出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
《诗品》开诗话先河，设法扭转汉魏以来极力尊崇儒家经典的传统批评观念，大胆肯定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长期以来，批评界总以《诗经》四言诗为诗歌正宗，重四言而轻五言。即便略早于钟嵘的晋代挚虞所撰《文章流别论》也仍然明确主张，“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同时代刘勰所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主要论述五言，却毫不含糊地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所谓“正体”即正宗形式，所谓“流调”即流俗形式，显然将诗歌分为雅俗。他们都不承认五言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表现出了保守的观点。而《诗品·序》则认为四言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表达思想的需要：“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五言诗“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特点，所以其表现形式“最为详切”。稍后的萧子显赞同《诗品》观点，大力褒扬五言诗歌，他主撰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指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由此，五言诗才真正获得批评家们的认可，获得诗人们的肯定。
二《诗品》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
《诗品》首创诗话体例，就汉代至梁代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评论其优劣。从文献分类来看，汉代以前没有诗话一类着作。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写的我国最早的文献目录《七略》散佚已久，看不到当时文献分类状况。稍后的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有六略，全依《七略》分别文献门类。六略38种，596家，13269卷。一为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二为诸子略，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三为诗赋略，包括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四为兵书略，包括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五为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为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此六略中，不见文学批评一类，更不见诗话一类。
三国时大体按照四个大类分别文献。魏文帝曹丕《典论·自序》说：“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从这一表述跟后世“四部”的对比看，五经、《史记》、《汉书》、诸子百家大致分别与经、史、子三部对应，而《典论》又单列“四部”。据着名史学家周予同先生研究，这里的“四部”特指乐、论语、孝经、小学。显然，这一分类也不见文学批评一类，更不见诗话一类。西晋初年，苟勖将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据清代学者钱大昕研究，苟勖的四部分类法与后来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所排次序不同，而是将“子”部置于了“史”部之前。他认为，苟勖的四部是以“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则子犹先于史也”。此后，东晋着作郎李充、南朝宋元徽初年的秘书丞王俭、南朝齐永明年间的秘书丞王亮等，都曾对前代和当时的文献进行分类，但均无文学评论和诗话一类。
自魏晋以来，文学批评的论着越来越多，如曹丕《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都堪称开风气之作。唐朝时，魏征等人撰《隋书》，在《经籍志》集部给文论以一定地位。谢混的《文章流别本》、刘勰《文心雕龙》等位列其中。而钟嵘《诗评》(即《诗品》)亦占一席之地。总览《隋书·经籍志》集部所列全部文献，除《诗品》外，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杂论，第二类是文论，第三类是诗文集。而这三类，是传统文献久已具备的样式。只有《诗品》独标一类，专论五言诗歌及其作者的品第，为此后的诗话发展辟出了领地，如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刘颁的《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姜夔的《白石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尤袤的《全唐诗话》、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等，元代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蒋正子的《山房随笔》、杨载的《诗法家数》等，明代瞿佑的《归田诗话》、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懋的《艺圃撷余》、朱承爵的《存余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等。
篇2：散文：文学价值
散文：文学价值
河流入海，文学平衡了这个地球上的水循环。那些文学构建的世界里，真是通过阅读者，在看不见的时空里，向书写着伸出了手，文学书籍是横卧着历史的灵魂，更是民族的灵魂。
文学是一门艺术，它有艺术的真实性，通过对情感的描述，达到至真至善的一面。再通过文笔的艺术改造，体现了一种美的规律。
文学是一种品格，可以沉淀浮躁。过滤浅薄，调节人的精神，体现出人性的善良。解读生命的安宁。感悟人生的大慈大悲。文学是一种修养的表现。拥有了然于心的平静，就拥有了高品位的人生。它可以让你豁达，收获智慧。
文学在社会价值中的真实体现。他对社会的推动力是可想而知。从古到今都有很多典型的代表，用文学形式废除了血腥和残暴的奴隶制，伸张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可以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的东西。可以奋发向上影响其他人。从而更好地改造大众和精神面貌，三字经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说人一生下他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是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就有好坏的差别，所以我们人性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们社会要给予他们有良好的教育环境。文学的价值在社会上的体现具有重大意义。在文学里可以塑造出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而激励我们追求真理。忠于梦想。为我们迷茫的人生路掏出一盏明灯。不走歪路，遵纪守法。如果我们都能在完美的教育环境中成长，就像是一朵朵净化心灵后的小浪花，当无数的浪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个完美的集合，那是一种波涛汹涌的力量。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魂，文学是时代发展的连接，应该在社会和历史中完美的体现出来，文学是一个高尚的主体，它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社会让文学体现，文学让社会进步，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在文学中体现价值，再从文学中回报社会发展。
文学在生活中的体现。文字是穿越心灵的感叹号，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树花开。美丽划过心弦，生活需要文字来滋养调剂，把平淡的俗世俗事超脱到美丽，把烟火红尘描绘成一幅幅画面，世界本是人草水木花等简单事物，可在文字里，诗情里，文学可以创造神话，以崭新的艺术视角。描绘出一草一木的精髓，体现了生活的情感。借物发挥，加以熏陶，教育，感化，可以在诗情里陶醉，在诗行里徘徊，在文字里氤氲，弥漫……
文学的价值就像无边无际的大海，让我望不到边际，在它眼里，发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卑微，在每一个迷茫的夜晚，是文字给了我动力，我爱你如我命，我敬你如我神。
啊！文学，你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宝藏，你永远是读者看不完的百科全书，也是诗人永远抒发不完的长情。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一个谜。
篇3：《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
《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
日本所藏《诗经》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诗经》古抄本，日本藏《毛詩正义》单疏本、南宋十行本，及其江户时代和刻活字本等，多存《诗经》古本风貌。
《诗经》今存写本，以敦煌石窟所见卷子为最古，皆唐以前人手写，大有裨于《诗经》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古代流传于日本之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抄本数通。唐人抄写而自唐传入日本的抄本，学界称为唐抄本。同时，还有日人抄写而与唐抄本密切相关的抄本。[1]其中静嘉堂藏《毛诗郑笺》20卷、龙谷本和清原宣贤手抄《毛诗》等皆很完整。[2]《诗经》之古印本，即最古之宋本，国内当数国家图书馆保存之两种，余则不存;而日本今尚存宋绍兴九年所刊《毛詩正义》单疏本[3]和南宋十行本，即《附释音毛诗注疏》[4]，前书列入日本“国宝”，后书亦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财”。日本江户时代活字本中的《毛诗》白文与《毛诗郑笺》，多以保存旧貌为己任，亦有理应珍视者。
清人严可均于《铁桥漫稿》卷八言：“书贵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阅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烂坏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有绝佳处，略读始能知之。”[5](书宋本后周书后)《诗经》之古写本印本，唐抄宋椠，珍如珙璧，一旦散佚失坠，无以挽回，访书藏典之事，可谓大矣!其真价，固不当以藏于海内海外相议，而海外传者，得之不易，亦常令学子“望洋兴叹”矣!
笔者执教鞭于东瀛，欲聚古文旧书，幽搜讨寻，不遗余力，而犹致力于《诗经》古本之集揽。每得一通，或倾囊相购，或远借摄影，或托友人复印，或翻为楷书，历数年，所知古写本、印本，大体到手。
以上《诗经》日藏资料，既为研究日本诗经学之基础材料，如与国内研究相辅相成，又于拓展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有所启发。笔者陆续发表各本研究论文，又撰此短文，论其文献学研究之前景，以明飘零它山之故叶归根之意也。各种写本、印本，价值自然不尽相同，此不详论，仅言其大要而已。
一、考经文
《墓门》二章“歌以讯之，讯予不顾”，戴震《毛郑诗考证》谓“讯”乃“谇”字转写之讹。安徽阜阳汉墓出土《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静嘉堂本《毛诗郑笺》、足利乙本等抄本“讯”皆写作“”，即“谇”之俗字。盖“”与“讯”字形相近，遂被误认作“讯”。
《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韩诗外篇两引此文，并作“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逝彼乐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国。适彼乐国，爰得我直。”诚如岛田翰所言，此乃因为叠句，从省不书，止于“逝彼乐土”各字下，各加重文号，展转传写，遇脱“适彼”二字下重文号，于是浅人又妄加“乐土”二字，改作“乐土乐土”也。[6](P123)
岛田翰又引原出于高山寺之新井政毅藏书卷子本《毛诗》(狩谷掖斋所旧收)，此处旁记“古本作‘逝彼乐土、适彼乐国’者”云云，与《韩诗外传》所引同。而顾野王真本《玉篇》引首章，亦作“逝彼乐土”。岛田翰并引《中谷有蓷》篇叠“慨其叹矣”两句，《丘中有麻》篇叠“彼留子嗟”两句句例相同者以为旁证，遂得出结论，谓不独韩婴所传，乃虽《毛诗》固如此。考日本现存《毛诗》抄本，此类例证并不罕见。
《小雅·车攻》：“建旐设旄，薄兽于敖。”唐石经、宋小字本、相台岳氏本都相同。薄为语词，敖为山名，据文意，兽当为动词。而《郑笺》云：“兽，田猎搏兽也。”惠栋《九经古义》：“上‘兽’字亦当为‘狩’。《考文》古本作‘狩’。”惠栋以日本山井鼎所撰《七经孟子考文》之说为证据，说明“兽”当为“狩”，意正顺。而阮元《校勘记》又吸取了惠栋的看法，曰：“《九经古义》云，《水经注》引云：‘薄狩于敖’，《东京赋》同。”段玉裁赞同惠栋云：“‘薄狩’，《后汉书·安帝纪》注及《初学记》所引皆可证。”这是利用日本古写本校勘的一个好例子，因为这里提到的“《考文》古本”正是指足利学校所藏古写本。
近读《阮元评传》，见提到此例，作者评论说：“郑玄没有查考《考文》古本，而望文生义，显然是错误的。”[7](P340)作者意在指出郑说不当，而又怪罪郑玄未能查考《考文》古本，看来作者似不知《考文》古本在何处，才误以为是郑玄可查考之书。作者非专治《诗经》之学者，固然不必深责，而当今治《诗经》者，亦多不知《考文》古本为何指，岂不辜负山井鼎利用足利学校所藏古本校订经籍而写出《七经孟子考文》①的一番苦心?这里所言“古本”，具体而言，当为《毛诗》足利甲本。此本《经》仍作“搏兽于敖”，而《笺》云：“狩，田猎搏兽也。”《毛诗》足利乙本则同今本，经文作“搏兽于敖”。[8]足利本当据宋本所抄或据其改订，故字有同与不同。盖经本作“狩”，郑玄亦据此释词，误不在郑玄，误在后人抄写或刻印焉。静嘉堂本经作“搏兽于敖”，而“搏”字左旁注“薄，本乍”，是古本有作“薄”者无疑也。诚如黄丕烈所言，“抄本书必得彼此参考，方为美善也”[9](P364)，参阅多种抄本，实有益于释疑也。
二、考《传》、《笺》、《疏》佚文
《毛传》、《郑笺》、《孔疏》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脱误颇多。日藏写本常依照古本校勘宋本文字。古抄本《神乐歌》一卷，原为乐人安倍氏所藏，其纸背书《小雅·韩奕》末二章、《江汉》完篇。疏中“民”字悉作“人”字，乃避唐太宗讳，可定为平安时代抄本。以校闽本、毛本，疏文阙略，讹夺颇多，但《韩奕》第五章孔疏“蹶父”至“燕誉”下，有“此言韩侯”云云198字，乃为佚文。长泽规矩也曾以校十行本、嘉业堂单疏本，益信其为佚文，因叹曰：“予数观古抄本，而其佚文多若是者，未曾见也。”遂以“艺林鸿宝”称之。 [10](P401)今考恭仁山庄藏宋绍兴九年单疏本，亦无此99字，则其为佚文，可信矣。此乃孔疏中最长之佚文，而《毛传》、《郑笺》中之脱误，字句虽短，却于理解其文意多不可或缺。
古书遇重文，多省不书，但于下画重文号以识之。后人抄写，时有漏看此重文号而脱重文字句的情况。静嘉堂本《毛诗郑笺》，《经》、《传》、《笺》齐备，堪称完璧，虽多依宋本，然字左右多有据日本传古本校勘之注记，脱误之迹，明白可辨。如通行本《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传》文中的一段话：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静嘉堂本《毛诗郑笺》于“夫妇有别”后右旁注“夫妇有别，四字本无”，意为日本所传，有两种情况，即一本于上一“夫妇有别”后还有一“夫妇有别”，另一本则无此四字。前一本后半当断句为：
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各句正构成顶真结构，文意亦顺。据此推断，原文“夫妇有别”四字各字下有重文号，后书写者漏写，只留下一“夫妇有别”，文意大体可通，遂断句时将其后属，后句与前句的关系遂不甚明了，不如有此四字将喻体与喻意勾连明晰。
三、考各本虚字之增删
日本藏各种《毛诗》写本，“之也”、“矣也”、“也矣”之类极多，此亦与敦煌《诗经》卷子同。京都大学藏《毛诗唐风》残卷《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日月其除。”《传》：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11](P2)
以上每释一词，均有一“也”字，将各词关系表示得清清楚楚。而今本则作：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
陈奂《诗毛氏传疏》：“聿者，遂之词，为全诗聿字通训也，聿与曰通，其意皆可训遂。遂，亦词也。”[12](P535)具体说明“聿”训为“遂”之理由。今人有标点断为“聿遂除去也”者，固由不明句意之故，而通行本脱一“也”字，至少也让人多费一层思索，减缓阅读速度。后世刻书者为成本计而多删语词，给今人造成不便良多矣。陈澧《东塾集》卷一云：“《毛传》连以一字训一字者，惟于最后一训用‘也’字，其上虽垒至数十字，皆不用‘也’字，此传例也。”[13](校《毛传》“也”字说)敦煌《毛诗》卷子传文以一字训一字者，多施“也”字，已将陈澧之说打破，而日本藏几种《诗经》抄本更进一步验证陈澧所说不确。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已经注意到日本古抄本经注多有虚字。通观其抄本，知实沿于隋唐之遗。即其原于北宋者，尚未尽删削。他还特别提到《尚书》、《毛诗》经注抄本犹多虚字。今合校数本，其渐次铲除之迹可寻。[14](P3)日本古代《诗经》研究者，往往利用日本古写本来对《传》、《笺》文字进行校勘，继山井鼎之后，江户时代末期龟井昭阳著《毛诗考》也屡引足利本。如卷四《?{风·柏舟》：“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也。”[15](P1)今本最后一句作“故作是诗以绝之”，而《毛诗考》末尾增一“也”字，且说明道：“也字，今本阙，据足利古本补。”[[15](P53)宋本已阙此“也”字。较之古写本，今本删去的语辞甚多。
阮元《校勘记》对此类情况，亦未一一注明，原因是他所见经注本，大抵皆出于南宋，因而不相信日本抄本为唐本，怀疑那些虚字是日本人所妄增。而龟井昭阳《毛诗考》则较为注意日本抄本，多依据《七经孟子考文》所反映的古本句末多用助字的情况，推断今本已被删去“也”、“矣”、“焉”之类，而认为理当补足为是。《有女同车》《传》：“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也。”昭阳曰：“也字。今本阙，据足利古本补。”[15](P44)
江户时代末期安井衡《毛诗辑疏》也十分注意运用足利古本来确认《经》、《笺》、《传》文字。如《周南·卷耳》：“我仆痛矣，云何吁矣。”《笺》云：“此章言臣既勤劳于外，仆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忧矣。深闵之辞。”安井衡案：“《笺》：‘何乎’，本多作‘何吁’，今从足利古本、小字本、岳本。”[16](P35)是说《郑笺》中“今云何乎”一句中的“乎”字，各本多作“吁”字，而安井衡根据足利古抄本和小字本、岳本，判定以“乎”字为宜。这里所指“足利古本”系指足利学校所藏《毛诗》甲本与乙本，是山井鼎、物观撰写《七经孟子考文》中《毛诗》部分的`依据，也是观察在《传》、《笺》流布过程中虚字“渐次铲除之迹”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之一。另一方面，少数亦有浅人妄增的情况，若将诸本精心对照，更能减少臆断，明其变迁。
四、知定本前后俗本之旧貌
唐孔颖达《毛诗注疏》“融贯群言，包罗古义”[17](P120)，堪称魏晋至隋唐数百年间汉学《诗经》注说总结性著述，其颁行为《诗经》法定本，而后治《诗》者正文一依所用颜师古定本，音读一依所附陆德明释音，注疏一依《正义》，千余年各家各派之传本、论述及其争论，一时归于止息，《诗经》之学，汇于一统。于此，固有称其利于传播应用之意见，然于学术发展自身，终究利多大弊多大，实需再认识。一种书，必一种读法为是，新知安得增展?牺牲多样性，求取统一性;牺牲非官方学术，独尊官方学术，业师考官，一以此据，非是之说，一律不看，百书一面，千师一腔，脱其藩篱，则难乎其难，不贵乎独立思考，唯贵于众犬同吠。由此易生两极端，一极端乃固守陈说，思想禁锢;一极端乃乱暴造反，孳生无根之说，两者交相攻讦，殊无平和之气，其源一也。后世之读《诗》者，多唯知定本，唯知《毛诗》、《郑笺》、《孔疏》，唐前各家各派，多不存世，定本何来，《孔疏》何来，难知其详。此功欤，此过欤，自可见仁见智，然其弊害，绝对不可不道。功亦非皆一人之功，过亦非全一人之过，学术一统之思维，实不足取也。
日本传诗，亦重毛郑，遵《正义》，然亦有不同处。宫中讲《经》，自奈良时代至大正、昭和，除因战争等原因中断，延续千数年。平安时代汉诗文集《本朝文粹》卷九收录菅三品《仲春释奠〈毛诗〉讲后赋“诗者志之所之”》、卷十一收录藤雅材《五言仲春释奠听讲〈毛诗〉同赋“鹤鸣九皋”》，乃为宫中祭奠孔子再由博士讲解《毛诗》后宫廷诗人们所作诗篇之序言也。赋诗之题，既有出自《小雅》之诗句“鹤鸣九皋”者，亦有出自《诗大序》之说“诗者，志之所之”者，亦有所讲之经并非《诗》，而所赋之诗，题取自《诗》者。卷九载江澄明《仲春释奠听讲〈古文孝经〉同赋“夙夜匪懈”》，所讲为《古文孝经》而所赋诗题出自《小雅》。考其所据《诗经》版本，亦有定本以外者。《关雎》“君子好逑”，“逑”俗本有作“仇”者。《本朝文粹》卷中引用正作“好仇”。[18](P242)而大念佛寺所藏《毛诗二南》残卷，据推断正属俗本系统。[19]后之写本虽皆依据宋本，于校勘之时，每旁注“本乍”即“本作”，表明当时流布本中有作它字者。此种校勘文字，治《毛诗》者读之，可窥俗本之一斑。
五、考《毛诗》及三家诗散佚著述佚文
日本新美宽、铃木隆一编《辑佚》收录日本典籍保存的中国《诗经》研究著述佚文220条 [20]，其中主要包括日本古代抄本引用的如下中国《诗经》研究著述的佚文(括号中为收录条目数)：
1.汉韩婴：《韩诗故》 (180)
2.汉韩婴：《韩诗传》 (15)
3.汉薛汉：《薛君韩诗章句》 (11)
4.魏王肃：《毛诗王氏注》 (2)
5.《毛诗音义》 (1)
6.魏刘桢：《毛诗义问》 (1)
7.魏王肃：《毛诗问难》 (1)
8.《毛诗义疏》 (6)
以上各条，分别引自以下各类书籍。
首先是中国散佚而日本保存的写本：
1.中国散佚而日本保存的抄本，包括原本《玉篇》、《慧琳音义》、《玄应音义》、《法华经释文》、《法华经音义》等。
2.《玉烛宝典》，六朝末隋初人杜台卿著，中国久佚，日本抄本传存。
3.《集注文选》，即《文选集注零本》，日本金泽文库旧藏抄本，推定为平安时代书写，撰者不详。
4.《李峤杂咏一百二十首注》，亦称《杂咏》、《百二十咏》，我国早佚，日本有平安时代抄本、镰仓时代抄本和南北朝时代抄本。
其次是日本的著述，其中引用了《诗经》的佚文。包括以下多种日本著述：
1.《和汉年号字抄》，便览书，二卷一册，有东京大学本(旧尊经阁藏本写本)和尊经阁藏本(1469年写本)。
2.《令集解》，奈良时代颁布的《养老令》的私家注释书，日本贞观年间(公元859-877年)前半期撰述。今收入《国史大系》。
3.《天地瑞祥志》，日本天文年间(公元 1532-1555年)写本，与《天文要录》、《六关记》合为一册，藏金泽市。
4.《秘府略》，1,000卷。辞书，平安时代滋野贞主等编，公元8成书，现收入《续群书类从》30辑下。
5.《年中行事秘抄》，作者不详，记述各种仪式典礼的规定，有多种抄本，现收入《群书类从》 (公事卷)。
6.《净土三部经音义》，二卷三册，珠光著，有 1590年写本，另尚有同名书几种，传多种抄本。
关于韩诗，清人臧庸撰《韩诗遗说》(下简称《遗说》)，有些条目与《辑佚》相同，也有同一条目文字有异的情况，正可两相对照。如《北门》：“室人交遍谪我”，《遗说》引《释文》：“谪，就也。”方琦按：“《集韵》‘谪’字下云‘就也’，引《韩诗》‘室人交遍谪我’。”[21]而《辑佚》引《玉篇·言部》56卷：“谪，数也。”
《辑佚》载录的条目，《遗说》未必全载。如：
《关雎》：“寤寐求之。”“寐，息也。”(《慧琳音义》十四)
《螽斯》：“宜尔子孙绳绳兮。”“绳绳，敬貌。” (原本《玉篇》系部)
《君子陶陶》：“陶陶，君子之貌也。”(原本《玉篇》阜部)
《辑佚》录《薛君韩诗章句》11条，多出于《玉烛宝典》，其中有讹误。
那些日本编撰书籍中引用的《诗经》研究资料，反映了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如下面一条，出《天地瑞祥志》卷十八，原出《毛诗义疏》，是为《小雅·鹤鸣九皋》所作注释：
鹤形如大鹅，长三尺，脚青黑，赤颊赤目，喙长四寸，余多纯白，亦有苍色。常夜半鸣，闻八九里。故《说文》曰：“鹤知夜半也。”一千六百年定形定体，尚洁色，声闻天。头赤，食于水。鹄二年一子，身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复七年，昼夜十二时，鸣声中律;复百六十年，不食生物，色雪白或纯黑，渡水不行。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产也。
此种佚文数目不多，且少关乎宏旨者，然于考索亦不无裨益。罗振玉撰《毛郑诗斠义》已多检日本刻原本《玉篇》、《玉烛宝典》及日本藏慧琳《一切经音义》，与国内资料互校，于今本之脱误多所是正。惜其尚未广为比较，仅成书一卷。若更集日本诸书，广为征引，逐一考证，庶几利于明察《毛诗》、三家诗及汉魏诸家诗说之旧貌。
六、考六朝初唐俗文异文
日藏《诗经》唐抄本，盖六朝唐人书写字体，至不划一，俗字、讹文、变体、简体，盈纸满目。此与敦煌《诗经》卷子本多同，可窥六朝初唐之《诗经》旧貌，为中古文字研究提供完整的原生态材料。
以宫内厅书陵部藏《群书治要》写本中的《诗》为例，举其常见者，如“废”作“癈”，“刺”作“刾”，“柏”作“栢”，“貌”作“皃”，“哲”作“喆”，“罚”作“罸”，“鼓”作“皷”，“罔”作“”等，其余不常见者亦多。[22](P143-219)其他各种写本，如大念佛寺本《毛诗郑笺》、京都大学藏本《毛诗秦风正义》、《毛诗唐风》残卷，其中虽有可能出于重抄，但验之于《干禄字书》、《五经文字》等唐代字书，可知书写者一丝不苟，一从原本，不妄改字，诸写本参合对勘，可为六朝初唐俗字大全提供丰富的例证。其中尚有未收入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黄征《敦煌俗字考》等书者。
七、明辨体式
罗振玉《毛郑诗斠义》已据“《传》、《笺》之例，随文加释，不以已见于彼便略于此”，以为毛郑解诗“不惮繁复，又皆先释字义后释句义”，而今本于字义训释之复见数出者却多被删削，当尽加补耳，以还其旧。[23](P1)大念佛寺所藏《毛诗二南》和静嘉堂藏《毛诗郑笺》等日本抄本中，均存在“不惮繁复，又皆先释字义后释句义”的现象，且多与敦煌《诗经》残卷相合。
岛田翰《书册装潢考》说：“秘府卷子本《左氏传》每卷记其字数，末卷尾又总计其都数，乃知古书之体，每篇计其章数、字数，终篇又总其篇章及字数。盖烂脱由是以通，师傅亦藉此而存，是古人慎重之意也。故《毛诗诂训传》每篇必记几篇、几章、几句。”[6](P60)日本名古屋大念佛寺藏《毛诗二南》抄本、静嘉堂藏《毛诗郑笺》抄本等皆每诗计其章数及字数，正可观古本之体。
《毛诗正义》问世，始单行，称单疏本。单疏本最善，乃世间公论。今藏恭仁山庄之《毛诗正义》单疏本，乃宋绍兴九年绍兴府覆淳化三年监本，有“天壤间孤本”之称。四十卷中，阙前七卷，而以后各卷，均于卷末计该卷字数。如《郑谱·变风缁衣》至《溱洧》为第八卷，卷末记字数云“计二万四千六百四十七字”[3](P35)，《齐谱·变风鸡鸣》至《猗嗟》为第九卷，卷尾云“计二万二百五十八字”[3](P39)云云，以下各卷皆有字数，正可见岛田翰所言“古人慎重之意也”。各卷端题《毛诗正义》卷第几，次行署“唐国子监祭酒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敕字以下别起，次记卷中详目，每卷如此。正经皆标起止，一字空阙，列疏其下。由此不仅可窥单疏本之旧貌，亦有助于理解今本《传》、《笺》、《注》合并本标起止体例之由来。而在现存《毛诗正义》刻本中，该单疏本最接近于原貌，阮元等清代学人绞尽脑汁推寻讹字之本字，其结论多与此本合，且有阮元等尚未留意者。
民国吴兴刘承幹曾将此单疏本影印付刊，收入《嘉业堂丛书》，又取阮元校本作校勘。因此本藏于东京，阮元无由得见，只据他人引据，故其《毛诗注疏校勘记》舛误甚多。刘氏则据原本与阮元互校，知阮本遗文异字不下数百字，定其从违，多补阮本之不足。然嘉业堂之单疏本版本行款业已改观，至于文字校对又极为草率，随意改作之处满目。刘氏《毛诗单疏校勘记》中，遗漏及欠严谨处颇多。为此，笔者及同好现正据1936年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宋椠本毛诗正义》分段标点，以中日所藏古本精心校勘，以奉献于《诗经》文献研究者。
自宋淳化始有《五经正义》刊本。南宋初以《毛诗正义》合并附刻于经注本。《传》、《笺》合并《正义》，且附刻经注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十行本，自孔疏部分看，误脱较之恭仁山庄单疏本为多，然书中栏外之墨书，乃据日本自古以来传本校勘文字，多可为校勘之资。将单疏本与十行本对照，可见其间变化。单疏本中释音均双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风、变风、正小雅、变小雅、正大雅均于题下，十行本已去之。此中变化，唯有比照，方知端倪。
太田次郎在他的《日本汉籍旧抄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中曾说：“日本现存的汉籍旧抄本，尽管不是唐抄本，而是重抄本，但在质量上即使与敦煌文献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中有些书籍虽在中国仍有传存，但是在质量上远不能和日本这些抄本相比。”[24](P80)此言于日本所传《诗经》抄本亦可通。然而他又抱怨中国学者对再好的日本传本也不给予很高评价，言外之意，乃所谓“中华思想”(即认为中华乃文明中心，对其他文明一律瞧不上)作怪。此却为以偏概全之论。且不说有清一代学人对《七经孟子考文》等书的格外重视，亦不说民国赴日访书者奔波辛劳，无不虚怀若谷，决无自大之心，何来妄自尊大之所谓“中华思想”?
日藏中国散佚典籍，今仍藏于密室而中国学者不得见者不鲜!中日学者理当携手，让此类典籍回归故里，展开共同研究，以推动两国之中国学发展，而不当自设精神藩篱，弃长取短。其古本之研究价值，或尚有至今尚未发现者，亦未可知也。
篇4：《醉翁亭记》的文学价值
内容摘要：无论是古代文坛还是现代文坛，《醉翁亭记》都可以被称作文言文中的经典，它具有相当珍贵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写景抒情自然结合的写作方法，运用虚实相间、骈散结合的语言表现出欧阳修与封建社会其他的“迁客骚人”所立足于个人得失的根本不同，更加体现出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
关键词：文学价值 文化价值 与民同乐 览物之情
《滁州志》记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官，可以免税。”由此可见，《醉翁亭记》在当时就颇受人们的推崇。
一篇文言文要成为经典，主要应该取决于它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篇5：《醉翁亭记》的文学价值
《醉翁亭记》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写景抒情自然结合，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如第一段写醉翁亭的环境：用“林壑尤美”“蔚然而深秀”表现醉翁亭赏心悦目的外景;用“水声潺潺”“峰回路转”表现醉翁亭幽清的环境;接着写亭的近景，用鸟翼作比，有凌空欲飞之意;然后借解释亭名直抒胸臆，道出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奠定全文写景抒情的基调。第二段写醉翁亭四周的朝暮、四时之景，以“乐亦无穷”表现作者纵情山水之意。第三段写滁州官民同乐的图景，极力写出滁州人民在和平生活中怡然自乐和众宾尽欢的情态，并特意塑造了太守醉酒的形象，用这幅生动的风俗人情画从侧面显示出政治清明的景象，也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句法骈散结合，语词虚实相间，是《醉翁亭记》语言形式上的显著特点。
该文虽说是散文体裁，但文中采用了不少骈句，读来声调铿锵，节奏感强，像“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等。
文中的21个“也”、25个“而”，把诗一样的句子散文化，一向被视为创造性使用虚词的范例。本文通篇有21个“也”结尾的语句，每个“也”字句代表了一个语意层次。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这些句子分作两类。一类是先将实际的景物描绘出来，而后加以解说，如此层层展开，每一层都用一个“也”收住，如：“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使人感到不疾不徐，自然合拍。第二类是用在一般的肯定句中，如：“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也”字的连用，为全文营造了一种平和、愉悦的情调，这很切合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
我们试着比较一下下面两组句式不同的表达效果：
【甲】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
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乙】琅邪山，蔚然而深秀。
酿泉，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
醉翁亭，翼然临于泉上。
【甲】也就是原文采用的是前后二分式的句法结构，这种表述给人的感觉，先是心理上的惊异、发现，后是领会;这种句法的多次出现，还提示了景观的目不暇接和思绪的源源不断。【乙】用的是一般描写的句法，先点出景观名称，后加以描写;这就表现不出心理的惊异、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有点像流水账了。
《醉翁亭记》语言形式即文学上的这一特点，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但对其文化价值，一直以来似乎重视不够。
说到《醉翁亭记》的文化价值，先得了解该文的创作背景。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失败，相继贬职。欧阳修不顾个人利害，愤然上书斥责有关权臣，他因此也遭到贬谪。《醉翁亭记》就是他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时写的'，写于作者被贬为滁州太守第二年(1046年)，他当时只有39岁，却自称为“苍颜白发”的“醉翁”，这有点自嘲的意味。
当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遭到贬谪命运之时，一般人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唐]元稹
残灯无焰影幢幢，
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
听到朋友贬官，作为朋友的元稹“垂死病中惊坐起”，何况是当事人呢?
而从《醉翁亭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欧阳修因为贬官而怨天尤人，而痛不欲生。他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对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用欣赏的眼光在观察着醉翁亭的秀丽环境和变化多姿的自然风光，在体验着滁州人民怡然自乐的生活画面。
我们不妨把《醉翁亭记》一文所表现出的“览物之情”跟范仲淹笔下“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根本性的区别。简言之，欧阳修的“览物之情”体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思想，范仲淹笔下“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则立足于个人的得失与荣辱，这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不难看出，比起封建社会一般的“迁客骚人”，欧阳修的境界要高出许多。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欧阳修是那个时代一位难得的与民同乐的好太守，所以，他才能写出《醉翁亭记》这样有境界的美文。
篇6：文学的价值和功能
关于小说的定义和要素、写法和技巧等，大家都是行家，谈的也已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我就谈谈小说和文学的价值。
因为在这个文学越来越冷落的商业化时代，许多作者可能很困惑、很迷茫，也可能有人在不断问自己：文学和小说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答案是肯定的。
在我看来，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存在都是源于人们的一种内心的心灵需求，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不会消亡。
小说也不例外。
小说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它的产生和出现除了有文字记载的以外，我想它其实早就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了，只不过那时可能是口头相传而已，可能那时它不叫小说，而是叫传说或故事或其它叫法也未可知。
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这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中也可悟知一二。
从我而言，作为一个深山里的孩子，在六、七十年代那样艰苦而特殊的时代，除儿时听老人讲的各种神话传说外，我记得我从识字不久就与小说不期而遇了。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偶然读到了一本没有封皮的旧书，里边有一篇东西叫《三月雪》，它深深地吸引了我，后来我知道，那是我平生遭遇的第一篇小说。
说是“东西”，是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说是遭遇，是因为它的偶然。
我至今也想不通，怎么会在那么闭塞贫瘠的偏远山村会读到这样一本那么吸引人的书。
我也一直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只是因为它曾深深地感动了我而至今难忘。
我那时还小，当然不知道那是一篇小说，更不知道它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儿童文学”的东西。
但这并没有影响一个孩子对它的喜爱和感动。
由此可见，文学这东西实在是从小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的。
它也会伴随着我们终老。
因为那里边有感动，有幻想，有憧憬，也有希望。
它能实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也不能实现的东西，否则我们可能会因为某种实现不了的愿望而懊丧，甚至会因为某种无法摆脱和填补的空虚而自杀。
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和宗教一样，从功能和价值上来说，文学充实了我们的人生，也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可以这样说，只要还有人类存在，我们就离不开小说，离不开文学，离不开艺术(当然也离不开宗教。
因为文学能填补我们精神的空虚，却不能消除我们对未知世界的迷茫和恐惧，但宗教能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在用它独有的方式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我们中国自杀率和绝对人数一直是世界第一，不是因为缺少文学的滋润，也不是缺少党的关怀，而是因为缺少宗教的抚慰。
因为文学虽然能填补我们精神上的空虚，却不能消除我们对未知世界的迷茫和恐惧，我们除了自杀别无选择。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扯远了，暂且按下不表)。
综上所述，由此可见，真正的小说，真正的艺术都是永恒的，它们不会因为时间的流失和年代的久远而过时(比如《红楼梦》、比如《金瓶梅》)，也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消亡(比如现在的互联网和网络文学)。
它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在不同的媒介上存在，但绝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当然，伪小说，伪艺术要排除在外。
所以，有志小说创作的人，只要你写的是一种真小说、真艺术，就不怕白费工夫，也不怕因一时不能发表而沮丧，因为真正艺术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都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它的价值。
比如现代派小说的宗师和创始人卡夫卡的作品，生前大都未发表，他和他的作品的价值是在他死了多年之后才被逐渐发现并风靡于世界的，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和他的作品在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学和文学创作、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精神生活;而生命哲学的先驱者叔本华，他的著作写出来没人给他出版，只好自费出版，结果也是无人问津，甚至连他的作家母亲都对他冷嘲热讽，说：你写的书毫无价值，根本就不会有人买它，当初我劝你，你不听，这回被我说中了吧?而他却对他的母亲说：“等你的著作连‘堆破烂’的屋子都不藏一本的时候，还会有人在读我的著作，而你只会因我而被后人知晓。”结果时间还真验证了他这句话!是啊，如果不是因为有叔本华，我们今天还会知道曾有这样一位尖刻的母亲和那位德国女作家约翰娜·叔本华吗?直到今天，他的作品和哲学思想、美学理念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
卡夫卡和叔本华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作品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当时能不能发表，而在于写得好不好、价值高不高。
如果你的作品没有价值，你和你的作品就会象叔本华的母亲和她的作品一样，会随着时间流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当然，文学创作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非功利的东西，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东西，是你的一种精神需求的副产品，别人能看到它对你来说纯属是个意外;别人看了它能给你钱，那就更是个意外。
起码最初的文学都是这样，因为那时哪有什么出版社，还谈什么发表不发表!所以，能不能发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种精神需求。
如果没有这种需求，你就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和情感;如果你是为了名或钱，那还不如去做生意或当艺人、当演员。
而我们现在的许多作家作者也确实都是为了钱。
这对文学和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尴尬。
篇7：文学的价值和功能
关于小说(或文学或艺术)的风格，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个作者或作家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说法。
这是正常的。
因为不管是对于整体的艺术而言，还是对于艺术之一的小说而言，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能说清、能道明的反而是远离了艺术。
所谓“风格”或某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并非全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所谓的什么什么“文学流派”也是如此。
我更倾向于“风格”和“流派”之说是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们为了便于分类研究而采用的一种模型，而不是想用它来指导作家们的创作，或鼓励一帮作家们刻意形成某种风格的流派。
而事实上，真正的作家们也是不认同这种说法和做法的。
孙犁先生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们刚办杂志的时候想请孙先生题个刊名，结果被他婉拒了，我们只好从鲁迅的手稿中选了那几个字凑在了一起作为我们的刊名。
当时我们有许多人不理解。
虽然孙先生没有说明原因，但我想他是不赞同我们出这样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文学刊物。
因为据说他之前曾反对过“荷花淀派”这种提法，也不认同外界所公认的他的那几个弟子。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也折射出了他对文学和小说的深刻理解。
这说明他老先生其实不是一个薄情的人，而是一个深刻的人。
因为归根结底，文学创作是一种纯个人的事情。
什么是创作?创作不同于写作，更不同于“码字”。
创作就是创新，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不管是技巧还是方法。
如果你首先在心里就把自己归在了某种流派或风格的窠臼里，自己给自己划框框，还怎么去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喧嚣一时的流派都销声匿迹了、而一些不朽的作品却留传于世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搞创作是不能随大流、随潮流的，也是不能刻意追求什么风格和流派的。
就算某位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恐怕也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追求来的。
所以，如果你想创新，你就必须自己超越自己，让每一篇作品都具有它独一无二的个性和价值。
当然，篇篇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因为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超越自己更难的事了。
但这也正是创作的可贵之处、价值所在，否则我们大可不必搞创作了。
如果把创作当成了一种谋生和赚钱的手段，那就另当别论。
好的小说，每篇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亮点，阅读时鲜活的各色人物扑面而来，总能给人带来迥然不同的感觉和享受、兴奋和惊喜，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因为一个作品的审美过程是由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来共同来完成的，缺一不可，你不能把读者的想象空间都给堵死，而应给读者留下充足的再创造和思考的空间。
在这个审美的过程中，你充其量也只能当个导游的角色，引领你的游客完成一趟对未知世界的审美和探险，并在他迷路的当口帮他指点一下，而不是自顾自地带着游客一路狂奔，不给他们欣赏美景的机会，还把人家累个半死;或者把游客留在那里，让他们看着你一个人独自远行，绝尘而去，游客却楞在那里无事可做，白花钱还搭上宝贵的时间。
好的小说，细节上也都拿捏得很有分寸，恰到好处，让读者时而惊喜，时而感叹，时而憧憬，时而担忧，让阅读本身变成了一种审美享受，就像一次愉快的远游。
需要一提的是，关于作品的风格，可能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语言上的风格。
不错，小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更是一种书面语言的艺术。
风格即特色，你的语言没有特色可能不吸引读者，但如果你篇篇是一个味道恐怕也会让读者厌烦。
所以在特色中你也得求点变化，就像表现音乐的音符，除了七个音符的排列组合，每首音乐还得有不同的曲调。
所以你还要学会在风格中求变化。
所以，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很纠结。
在语言风格的问题上，我个人觉得还是要顺其自然、顺势而为，不要太刻意，更不应走极端。
相反，在来稿中，我发现有些作者为了刻意追求语言风格而大量地使用和模拟地方俚语和口语，同时也削弱甚至破坏了作品的可读性，给本来应该是愉快的阅读制造了障碍。
因为你用的地方俚语和口语，外地人可能就看不懂，或看着很费劲，而恰当的应用却可能使你的作品妙趣横生、陡添异彩。
所以，俚语口语的应用要有个度，并且应用得当、恰到好处。
篇8：文学的价值和功能
这点本来是不想说的，但又觉得它对我们的创作非常重要，所以还是想谈谈，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这部分可能是教科书上或其它地方都不便谈的，但却是我们在创作中常常遇到或受到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按顺序这部分应该是放在前边谈的，算是个补充吧。
纯属个人浅见，算是抛砖引玉，提出来与大家交流和商榷。
大家知道，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的文学包括小说曾承载了或正在承载着许多它不该承载的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们许多作者作家的创作，包括创作的理念和实践。
当然影视作品也不例外。
至今我们还能常常从影视、文学书刊和我们杂志的来稿中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和延续。
简单来说，从电视上你会感到港台拍的电视剧和我们内地拍的电视剧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有些电视剧你看到里边有许多甚至全部的演员都是港台的，但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剧本是内地人写的;而有的电视剧虽然看上去港台演员不多甚至没有，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那编剧肯定是港台的或是由港台编剧动了大手术的。
为什么?因为不仅是风格，更有艺术理念上的明显不同，直接影响到了这部电视剧的艺术效果和我们的感受。
因为许多电视剧是由小说改编的，自然也涉及到了许多小说作者的艺术理念和创作实践，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