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邓小平故事5个，本文共10篇，希望大家喜欢阅读!本文原稿由网友“沈xxxxxxxxxxx”提供。
篇1：邓小平故事5个
1931年的一个夏日，一位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的年轻人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大步朝前走着。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真正使瑞金成为牢不可破的铁壁铜墙。”邓小平说。
当时的瑞金已经完成了土改工作，可是分到土地的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呢?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一天中午，邓小平到了村子里。当他走进农民黄木生家时，看到他们一家人正在吃着野菜红薯拌饭。
“老黄，秋粮刚刚收下来，你们怎么吃野菜红薯呢?”邓小平疑惑地问。黄木生好不容易才开了口。邓小平这才知道，黄木生家里虽然分得了三亩地，但都是山田，土质差，又缺水，根本不能种水稻，只能种红薯。然而，即使种红薯，也收不了多少。
邓小平一听就明白了，这里面肯定有人在捣鬼。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就挨家挨户地调查，惩办了暗中捣乱的地主土豪。随后，他又发动大家重新丈量土地，并按照好坏均分、远近搭配的原则合理分地。这样一来，贫苦农民都乐了。
有一段时间，前线用粮紧张，为了让前方的战士们吃饱，邓小平规定干部们每人节省8到15斤粮食，支援前线。邓小平带头执行规定，经常煮稀饭充饥，等到收红薯时，便常用红薯来填肚子。“心里装着老百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一原则伴随着邓小平的一生。
篇2：邓小平故事5个
邓小平家中挂着一幅《双猫图》。图中的一只猫浑身雪白，绒毛轻柔;另一只猫乌黑透亮。《双猫图》的上方，是几行遒劲有力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幅图是人称“江南猫王”的老画家陈莲涛特意为邓小平画的。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反映了邓小平安邦治国的一个重要观点。“猫论”言简意赅，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形式必须反映内容，手段必须服从目的，这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贯穿于邓小平的治国谋略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各个方面。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邓小平强调各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故事 短腿裤和长命毛巾
30年代初，邓小平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当地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一些生活用品奇缺。邓小平一再倡导干部们要艰苦朴素，并处处以身作则。
一次开完县委会议后，邓小平回到宿舍翻看文件。正在扫地的工作人员小吴抬头忽然发现邓小平的裤子都几乎缩到小腿肚子上了。“邓书记，您都可以不用挽裤腿??河了!”小吴笑着说。“这可是我最时髦的裤子!虽短些，可还是挺好的嘛!”邓小平认真的样子逗得小吴咯咯直乐。事实上，作为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并非真的连新裤子也穿不起。只是在当时艰苦的情况下，邓小平不想自己搞特殊化。那条灰白色的裤子是他唯一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只有在参加重要活动时才舍得穿。但是时间久了，裤脚磨破了，他就让妻子把破的地方卷进去缝好。时间久了，裤子自然变得越来越短。
小吴扫完地，又走过来问道：“邓书记，我发现您那条花格毛巾都用了整整两年了，还没有破，而我的那条毛巾用了不到半年，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您一定有什么使用毛巾的窍门吧。”“有!你以后看我怎么洗脸就知道了!”邓小平笑着回答。以后几天，小吴惊奇地发现邓小平在洗脸时不是拧毛巾，而是用手挤毛巾。“毛巾是线织成的，拧来拧去很容易拧断。用手挤，水顺着线纹流下去，不是比拧更好吗?”小吴这才明白，邓小平这么做原来是为了节约，她感到一阵惭愧。于是，她不仅自己使用了这个窍门，还把窍门告诉给了其他人。
邓小平故事 “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
1980年2月12日，是我国农历大年三十。邓小平带着女儿邓楠和外孙萌萌、外孙女眠眠一起来到岳飞的墓地岳王庙。
马上要过年了，小萌萌不明白外公为什么要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原来，岳飞是邓小平从小就熟知的抗金名将，他十分佩服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邓小平带萌萌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他感受一下岳飞的浩然正气，教育他要从小热爱祖国，长大以后报效祖国。在岳王庙的正殿，邓小平满怀深情地给萌萌讲起了岳飞的故事。
邓小平牵着小萌萌的手，默默地围着岳飞墓转了一圈，然后，他们来到了幕道边上的铁栅旁。铁栅内，是谋害岳飞的秦桧夫妇等四个*臣的跪像。邓小平用手指着几个*臣说：“英雄总是被后人怀念，坏人却总是被后人所唾弃。”
接着，他给小萌萌念起了门柱上的一幅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邓爷爷语重心长地对小辈们说：“这对联写得好，我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啊!”
邓小平故事 血战羊儿岭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于1939年9月开始对我华北八路军根据地推行一种所谓的“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妄图以此分割、包围、困死八路军。
面对严峻形势，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与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正考虑如何发起一场大战役，以挫败日军的“囚笼政策”，这就是着名的“百团大战”(即八路军投入近百个团与日军作战)。
1940年8月，129师调集了7个团参战。8月22日夜，他们以迅猛之势，向铁路各据点的日军发起进攻，使日军遭受重创。8月31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调重兵对129师所在的晋中地区进行猛攻。
9月2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派警卫营长向129师师部附近的羊儿岭高地的指挥员下达了要死守阵地的命令。不料，此时羊儿岭高地已被日军占领。阵地指挥员接到命令后，立刻召集各部队向羊儿岭发起猛烈反攻。八路军虽然武器比不上日军，但八路军战士同仇敌忾，英勇作战，前后共发起13次冲锋，一次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面对八路军奋不顾身的气势，日军用飞机进行低空扫射，还对八路军施放毒气，但仍然无法阻挡八路军的猛烈攻击。
经过惨烈的血战，羊儿岭高地被夺回。日军又马上组织反扑，但一次次被打退。
这次阻击战从9月2日早晨6时打响，整整持续了15个小时。战斗挫败了日军合围129师指挥机关的企图，掩护了129师指挥机关及各部队的转移，使129师由被动转为主动。
篇3：邓小平爷爷的故事
这个星期五放学后，妈妈带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我们来到电影院，先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准备看电影。电影开始了，大家都兴奋极了。妈妈对我说：“这部电影可好看了，不仅讲了邓小平爷爷的一生，还讲了它怎样让人民致富。”电影开是讲邓小平爷爷陷害撤职以后又恢复原职，人们十分欢迎他。中间是讲邓小平爷爷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碰到了许多困难，但都顽强地克服了过来。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将许多文化分子都赶下乡去劳动，这样，中国就没有知识分子了，但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错误性，直到他去世后，人民才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直到邓小平上台时，它才把在全国各地被赶下乡的知识分子全部召集回来，开了一个关于科学地回忆，改正了党和国务院的许多毛病！再比如说：有一次，英国首相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坚决地说：“香港，一定要回到我们的手中！！”邓小平还说：“有一件事我做的不对，上海，发展的太晚了！！”另外，它还为民请命，使国家日渐昌盛起来。俗话说得好：“翻身要靠毛主席，致富感谢邓小平！”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邓小平爷爷为祖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出了不少力。是他，让深圳一跃成为特区，是他，让我们不再落后。要是没有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中国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快。在邓小平爷爷的晚年时，它还乘专车，浏览了我们的祖国各地，它还说：“我一定要活到19，观看香港回归的场面，它经香港的土地！！”
谢谢你，亲爱的邓小平爷爷！
篇4：关于邓小平的小故事
19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今广安市协兴镇) 牌坊村。原名邓先圣。5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 199月，16岁的邓小平在重庆乘“盎特莱蓬”号邮轮赴法国勤工俭 学。 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接下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邓小平的小故事
“我是实事求是派。”这是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评价。坚持真理，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既是邓小平极其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他独特的领导风格。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对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1961年春，邓小平根据关于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深入北京顺义农村视察。针对当时“平调风”、“共产风”给农村经济带来混乱，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难以为继的情况，他果断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1962年，为应对严重自然灾害，各地农村自发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有的地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党内有不同意见，群众也盼望着中央给予明确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为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两次不同的会议上，针对发展农业生产关系的问题，指出：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目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在生产形式上简单划一。群众愿意采用哪种形式，就采用哪种形式……为形象地表达这一观点，邓小平引用了“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以此来表达他对包产到户的肯定。正因为邓小平的态度如此鲜明，“猫论”如此生动形象，这两次讲话后，“猫论”不胫而走。后来“猫论”受到批判，但历史实践证明，源自实事求是的“猫论”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
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正是因为相信和坚持实事求是，他工作求实务实，为人诚实朴实，注重实干，不搞虚的。同时他还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我们党正确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经73岁，但其思想活跃和解放的程度，连许多年轻人都自叹弗如。邓小平曾风趣地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实事求是，一切从基本国情出发，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既坚持强国之路，又坚持立国之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不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新成就。
【启示】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生命、我们事业的根基。坚持实事求是绝非易事，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需要牢记宗旨使命，克服私心杂念、敢于坚持真理。在这些方面，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们应当学习他的品格、汲取他的智慧，争做实事求是派。真正做到“谋事实、创业实、做人实”的人多了，我们的事业就能永葆生机活力、永远兴旺发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能早日实现。
篇5：邓小平的故事精选
邓小平与淡以兴舅甥俩只顾拉家常，竟忘记了一旁的夏伯根。近50岁的夏伯根身材高挑，衣衫整洁，脑后束着发结，人很精神。她是嘉陵江上一位船工的女儿，勤劳善良、聪明能干，深得乡邻的爱戴。她虽然不懂政治，但是却一心认准了共产党好。女儿邓先芙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有一次把华蓥山游击队的共产党员领回了家，夏伯根二话没说，就把共产党员在家里藏了起来。重庆解放后，夏伯根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十分高兴。她拿起一把锁把大门一锁，拎上一个小包裹，和邓小平的幺舅淡以兴一起来到了重庆。
这时淡以兴急忙拉过夏伯根介绍说：“贤娃子，这就是你的后妈夏伯根，是她给你老子披麻戴孝送终的。你老子死后，你们这个家全靠她支撑起来，孤儿寡母不容易啊。她种田、织布、做饭样样会，为人爽快侠义，乡亲们没有不夸的，都说你们邓家有福气。”
“舅舅，你别说了。”夏伯根转过来对邓小平又说：“听说你回来啰，想来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邓小平听到舅舅的话，看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农村妇女，眼里噙着泪水说：“不，留下来，我们一起生活，夏妈妈!今后我们给你养老!”一番话，听得夏伯根泪流满面。后来她一直和邓家人生活在一起。十几年后的大革命”里，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夏伯根也没有离开。当时邓小平对卓琳说：“我们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哪个都活不成。”夏伯根与邓家同甘共苦，一直到百年仙逝。
邓小平回过头来看一眼淡以兴，说：“舅舅，1939年邓垦到延安后曾经跟我说，是你变卖家产资助他去延安的，后来，国民党还因此通缉你，搞得你一家妻离子散，吃了很多苦头。你到重庆来看我，我晓得也该给你在重庆谋个差事。但是，共产党的差事不白给啊……”
淡以兴苦笑了一下。夏伯根着急地赶紧拉了拉他的衣角。淡以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在一旁玩耍的胖胖(邓朴方)见大人们都不说话了，突然插了一句：“贤娃子?爸爸叫贤娃子?我怎么不知道啊?”淡以兴也故意逗他，说：“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放暑假的时候，舅公来接你回广安老家去耍!”“说话算话?”“说话算话。希贤，过两天我们就回广安了。舅舅虽然没的啥子本事，但是养活自己还没得问题!”
“哪个是邓大人的舅舅?请到前面来割肉”
1976年初，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兴起，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安协兴乡偏僻小山村的淡以兴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一下子病倒了。70多岁的老人在床上躺了七八天，只有老伴照顾着他。
4月16日这一天，广安的天气很好，风和日丽，老伴要他下床到外面去晒太阳，活动活动身子骨。老实巴交、心地淳厚的淡以心慢慢走出院子。在一条小路上，碰见好朋友金福生老人。金福生望望淡以兴的气色，说：“老淡，我好久没有看见你出来走动了，不要怄气，邓大人吉人自有天相，打不倒的!走，去龙溪场散散心!”
淡以兴叹了口气，看看天空，说：“我四肢无力，脚都拖不动，啷个去?”金福生说：“你是好久没沾油荤了。这样，我去龙溪街上给你找斤肉票，割点肉回去补补。”
两位老人到了龙溪街上屠宰场，案桌前买肉的人已排了一长串。金福生叫淡以兴把队排着，自己去街上找肉票。
淡以兴刚排上队不久，队列里有认识老淡的，说：“那不是邓大人的舅舅吗?”
这么一说，买肉的人都调转头看淡以兴。正在卖肉的屠工老张看见队列里的骚动，又听说是邓小平的舅舅要买肉，便停下了手里的刀问：“哪个是邓大人的舅舅?请到前面来割肉!”
淡以兴老人双手颤抖，心里紧张，没敢上前。队伍中几位年轻人把淡以兴推到案桌前。老张望望淡以兴，对排队的人们大声说：“邓大人为咱们老百姓，被奸臣陷害，他的舅舅割点肉不算开后门吧?”
群众激动地回答：“不算不算，给邓大人舅舅割吧!”
老张给老淡砍了两斤膘肥肉好的“宝肋”，可是淡老身上只有一元钱。
淡老坚持只要一斤，硬要老张割去一斤，老张说：“你什么时候带钱来补我就行了。”
老张递肉给淡以兴时，说：“淡大爷，我们早就想给邓大人去封信，叫他一定要坚持地活下去，我们怕他收不到。你是他舅舅，那帮奸臣再狠也狠不到拆邓大人的私人信件，你告诉他，我们心里装着他的!”
淡以兴捧着肉，颤抖着双手走出人群，转到房角，再也忍不住心酸，泪水决堤般地流了出来……
“ 嘎嘎(肥肉)都没的几砣”
1986年2月，邓小平回成都过年，很想见见他的舅舅淡以兴。2月10日，广安县委便把淡以兴送到成都。
邓小平见到舅舅，马上与他握手：“舅舅，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爬到其他人都不敢爬的神道碑乌龟背上去，那些小鬼都喊我们两个是‘捣鬼蛋’”?
淡以兴说：“咋个记不得?”
邓小平说：“好、好!舅舅记得就好。”
舅甥相见以后，免不了回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往事，免不了谈及几十年的沧桑岁月。邓小平说：人们说，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我们都老了，儿时的美好时光仅成记忆了。
淡以兴的老伴特别向邓小平讲到：1966年和1976年，邓小平两次蒙难时，淡以兴虽然受株连，在广安受尽了苦，但他每次被残酷批斗时都要把身板伸直，挺起胸膛，扬起头说：我们的小平打不倒!
中午吃饭时，淡以兴见餐桌上没有几样菜，就撇着嘴说：“你当那么大的官儿，就吃这样的菜呀，嘎嘎(肥肉)都没的几砣，只有一点点嘎嘎，你我都爱吃的广安膀扣肉连影子都看不到。”
邓小平听后就说：“那就添菜，再弄点嘎嘎来吃，至于膀扣肉，成都没得人做。再说，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多吃膀扣肉对身体也不好。”
舅舅看见餐桌上摆的红颜色的酒，他说：“未必连广安的奎阁酒那种白颜色的酒都没得吗?”
邓小平给他解释，桌上摆的是红葡萄酒，比奎阁酒贵得多，老年人应该多喝点这种酒。而舅舅喝习惯了的广安奎阁酒一类白颜色的酒，则应该少喝一点。但小平考虑舅甥难得见一面，为了不扫舅舅的兴，还是叫人拿了一小杯白酒来给幺舅喝。舅舅喝了一杯说不过瘾，还要喝，连喝了三杯，喊服务员再倒酒来。小平说不能再喝了，川剧里演的武松在景阳冈也是三碗不过冈。小平这一招还挺管用，因为对舅舅来说，川剧里的台词是“一句顶一万句”，他也不再要白酒喝了。
1989年11月14日，淡以兴因病重治疗无效去世了。广安县委考虑淡以兴和小平同志的特殊关系，便将淡以兴病逝的消息和住院治疗的病因、治疗过程通过地委、省委，报告了邓小平办公室。后来广安县委收到“邓办”转达的小平同志的三句原话：
“知道了。”“规格够高了。”“不再送什么了。”
这三句话都用了“了”，说明时年85岁的邓小平虽因岁月的风尘染白了他的双鬓，真可谓：“少小离家”的他已经“鬓毛衰”，但又是真正的“乡音未改”，乡情依旧浓，因为地道的广安乡音，说话时是离不开用“了”的。
这三句话又可以解读为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处理亲舅舅的丧事，“规格”已经“够高的了”，连花圈、唁电之类也“不再送了”。
篇6：邓小平的故事精选
1947年秋，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党中央、毛主席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原，以大别山为依托，在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区作战。
刘伯承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体质较差，眼睛高度近视，行路有些困难。进入大别山后，山陡，林密，路险，很多地方马都不能骑。邓小平见刘伯承走路很吃力，叫警卫班绑了一副担架让他坐。刘伯承坚决不坐担架，连同志们搀扶他也不让，邓小平只好叫警卫员小彭砍了一根竹子让他拄着。由于竹子砍得比人还高，邓小平对小彭风趣地说：“你把竹子砍短些，你看他拄这么长的棍子像个要饭的?”刘伯承听了诙谐地说：“要饭的棍就是要长些，这样才不会受狗欺。我要拿着这根打狗棍，把中国头号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打倒?”说得大家捧腹大笑。
庙小乾坤大 山高日月长
有一次，刘邓大军在金家寨和湖北边境行军，部队走到一座高山上看见一座庙宇，邓小平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还是一座名山哩?”这时，庙里走出一个老和尚，穿得很破，看到这么多军人，有些恐惧。他看到刘伯承年岁大，就朝他合掌问安，刘伯承很高兴，走上去还礼，和他握手。老和尚十分恭敬地说：“欢迎长官和贵军到寺庙休息喝茶?”刘伯承说：“请长老引路?”说罢，他和邓小平随老和尚就进了庙里。这是一座关帝庙，只有一个和尚，一切陈设都比较破旧。老和尚特意冲了一壶茶，又拿出一小碟玉米饼，请刘伯承、邓小平吃。邓小平询问了老和尚的身世，又向他讲了一些共产党的政策和当前形势。老和尚连连称赞，并拿出笔墨纸砚，请邓小平题字。邓小平挥笔写了“庙小乾坤大，山高日月长”十个大字，下面落款是“红军战士”。老和尚又请刘伯承题字，刘伯承看看关羽塑像，挥笔写了“忠为其本，义字当先”，下款是“拜谒关羽大将军神像敬题一个老红军战士”。老和尚对邓小平和刘伯承的书法赞叹不已，说：“过去认为红军都是大老粗，没文化，二位的文才和墨宝要是在科举时代，一定会金榜题名，我要好好装裱珍藏。”说罢从屋里提出一只小木箱，从箱底翻出一张国民党报纸，指出一段给邓小平、刘伯承看。他说：“这是我上月从信阳化缘时带回来的，这上面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刘邓十万大军被国军击溃，余部逃进大别山，全是胡扯。我虽不懂天下大事，但见过的世面多了。国民党的部队每来一次，我都要有些破费，可是，前日贵军在敝寺做午饭，连烧柴都是自己在山上拣的，临走时还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也挑满了。一位长官看我咳嗽，还叫医生给我看病。自古以来，哪有这样好的部队﹖”邓小平说：“感谢长老对我军的夸奖。”临走时，老和尚送了好一阵。邓小平从警卫员挎包里掏出两块银元给老和尚，老和尚推辞再三。邓小平说：“一件蓝衫之助，略表心意，长老一定要收下?”和老和尚告别后，警卫员埋怨说：“政委，我刚给你领来的两个月伙食津贴，你都给了这个鬼神宣传员了?”邓小平安慰他说：“你看那和尚是个穷和尚，他是被逼出家的。”警卫员说：“就是给，只能给茶钱，哪能给他那么多﹖你身子这么弱，一分钱补贴都没有了怎么办﹖”刘伯承拍着警卫员肩膀说：“不怕的，大别山人民还能少了咱们吃的，你要知道，叫宣传鬼神的人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处，那意义就更大了?”
一篮鸡蛋
一连几天阴雨，邓小平和其他首长都住在斑竹园七里冲红军家属吴大娘家里，每到开饭时，吴大娘看到邓小平和大家吃的都是一些稀饭和青菜，心里很过意不去。一天晚上，吴大娘听说部队要走了，便把准备留给女儿做月子吃的一篮鸡蛋煮熟，叫警卫员拿去给首长吃。当警卫员把鸡蛋拿来时，邓小平说：“这怎么行﹖一个鸡蛋能换一两盐，这些鸡蛋换盐，够她们吃好长时间呢?”说罢，叫警卫员送一块银元给吴大娘。
吴大娘见警卫员送来一块银元，很生气地说：“我要用钱，鸡蛋不早卖了﹖”她坚决不收，警卫员没办法，只得如实向邓小平回报。邓小平说：“那就把鸡蛋再送给吴大娘。”警卫员只得把鸡蛋退了回去。吴大娘这回真生气了，她对警卫员说：“跟你们首长说，我儿子也是红军，你们住在这里，就是住在自己家里，难道吃几个鸡蛋还要钱﹖你把鸡蛋拿回去，哪个首长说不要，叫他自己送给我，我跟他说说理?”警卫员只得把鸡蛋拿了回来，邓小平提着那篮鸡蛋来到吴大娘房里，对吴大娘说：“大娘，你关心我们，我们领情了。革命军人吃老百姓的东西要给钱，这是纪律。听说你儿子也是红军，他吃老百姓的东西也一样要付钱的呀?”吴大娘说：“你们的政策我懂，这和别人家的东西不一样。你们住在红军家属的家里，吃自家东西，不算违反纪律?”说着，把鸡蛋接过来提到邓小平的房里，倒在床上，转身走了。
这时刘伯承进来了，听邓小平说了吴大娘送鸡蛋不收钱的事，也很为难，他想了想说：“还是老办法，我们临走时，把钱留下?”邓小平说：“好?”刘伯承说：“好了，今晚我们行军有夜餐吃了?”
要坚决把老百姓的耕牛找回来
一天晚上，邓小平和李达参谋长与漆店区委书记江川同志在一起研究土地改革问题，警卫员来报告说：“有一位姓漆的老人来告状，说他的耕牛被解放军牵走了”。邓小平亲自接见了漆老头，详细询问了他丢失耕牛情况，并说：“要真是解放军牵了你的牛，一定会还给你的。”他心想这一定是误会，就叫江川和区武装工作队好好查查。第二天中午，江川回来向邓小平同志报告说，前天夜晚，二纵十三团在黑河村和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土匪打了一仗，耕牛是民团抢去又被十三团同志抢回来的，因当时不知耕牛是谁家的，所以仍在十三团养着，他们准备开个群众会，要群众来认领被土匪抢劫的财物。邓小平听了十分高兴地说：“十三团考虑的很好，要他们在群众会上好好地宣传一下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欢迎人民群众监督人民军队。”当天晚上，那位丢失耕牛姓漆的老人提了一篮糍巴和一袋红芋来到邓小平住处，一定要见昨天接见他的那位首长。当他见到邓小平同志时连声说：“我是来请罪的，你们军队这么关心老百姓，我却冤枉说你们军队牵了我的牛，我全家都埋怨我不该冤枉人民军队，非要我来请罪不可。”邓小平说：“一点误会，没关系，你丢了耕牛向我们报告，说明你老人家相信我们。”漆老头一定要邓小平收下糍巴和红芋。邓小平说：“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不准随便收老百姓东西的，望你老人家理解我们。”漆老头说：“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穷人，你们不是说军民一家吗﹖”邓小平看一时难以说服他，又见他满脸惭愧之情，便说：“我们收下你的东西，但必须付钱。”他叫警卫员拿一块银元给漆老头。漆老头说：“长官，你吓死我了，这点东西最多也只几十文，你给我这些钱我怎么也不能收。”邓小平说：“军民一家，算我们互赠礼物，你的东西我们收下，这一块银元，算我们赠送你的礼物。”漆老头大概也感到难以推辞，收了一块银元，千恩万谢地走了。
不能这样土改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大别山地区也不例外，纷纷开展土地改革。这时野战军已分成内外两个指挥所，刘伯承率一部分部队转入外线作战，邓小平率三个纵队，坚持在大别山斗争。当时前线指挥所设在金寨漆店区的下楼房村。听贫农团反映，不断有农民将白天分给自己田地上插的牌子，晚上又偷偷地拔掉了，不敢接收。邓小平在漆店区召开贫农团代表会议上，询问为什么农民不敢要分得的田地。一个叫廖祥武的代表说：“红军时期这里搞土地改革，我们收了几季庄稼?指1930年春到1932年10月?，但红军主力转移后，我们这里成了游击区，地主恶霸组织还乡团，农民分得的土地统统被地主夺回去了，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粮食也全被他们反攻倒算回去。这次人民解放军来是否能站稳脚群众有怀疑，所以分的田地老百姓不但不敢要，有的还把白天插的牌子晚上拔掉又送还给地主了。”邓小平又了解了其他一些地区土改情况，大体都是如此。他和李先念副司令员和前方指挥所的领导同志研究后，认为不能这样搞土改，因为这里敌情特别严重，如果强制进行土改，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还要脱离群众。大家意见统一后，邓小平立即给刘伯承发电报通报了情况，并向中央写了报告，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土改的情况，建议土地改革应分区域进行，在解放区很巩固的地方可以搞土改，不巩固特别是游击区或新解放区不宜搞土改。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复电，同意邓小平关于分区域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并将这个意见通知了其他解放区参照执行。邓小平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后，立即召开中原局地区负责人会议，停止了土地改革运动，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
篇7：邓小平的故事精选
筹建漳南大渠
1942年，第129师司令部驻地赤岸村一带连年旱灾，春天播不上种，眼看秋天也收成无望，就连村里群众日常生活饮水也成了难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油灯下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一条“漳南大渠”、把清漳河水引上山来的方案。随后，邓小平会同地方政府，亲自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施工方案，紧缩其他开支，又让根据地政府贷款60万元冀钞，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山修渠。
为解决技术问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请来二三十个手艺好的石匠帮助修渠，还派人从敌占区买来一台水利测量仪器，让政治部的两名干部专门负责搞测量。为解决修渠民工的吃饭问题，邓小平又想方设法给每人每天发3斤小米，全部经费由师政治部付给。邓小平还亲自到工地与民工一起抬石头、垒石堰，经常亲临现场指挥，与施工人员共同商议解决各方面的难题。师首长的实干精神，带动了修渠民工的积极性，经过14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944年4月胜利建成通水。
这条渠流经8个村庄，全长27华里，使沿渠3500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为涉县老百姓和驻军抗灾度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汩汩流淌的漳南渠水，流不尽涉县人民对八路军第129师的感激之情。老百姓称之为“救命渠”“幸福渠”。
开展军民大生产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日子。日军不断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太行山又遭受了罕见的旱灾和蝗灾，粮菜歉收，抗战军民一天吃不上半斤粮食，只得用糠皮、树皮、槐树叶等充饥，有人甚至挖了白土掺进饭里填肚子。生活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面对困难，邓小平一边号召部队带头节约度荒，吃饭定量，并带头坚持每顿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饭，省下粮食送给驻地赤岸村贫穷多病的群众;一边还带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实行自救，度过灾荒。一天清晨过后，在村边的沿河石滩上，出现了七八个衣着整齐的军人，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担着箩筐，有说有笑，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是他俩带领师部工作人员前来乱石滩上带头包片开荒垦地。正在石滩上劳动的群众，没想到师首长在百忙中还来带头垦荒。
在师首长的带动下，大家把乱石滩垫成了5亩可以水浇的良田。如今，这片良田成了村里的果园，每当村民们摘下那丰收的果实时，禁不住要回忆起邓小平、刘伯承当年在这里开荒的情景。
早在1940年6月，第129师师部驻扎在常乐村。一有空闲，邓政委、刘师长就和师直属队的战士们在房前屋后、路边树下、滩头河畔开荒耕地。不久，就开垦出大大小小30多块地。大家一块儿在地里栽上白菜、蔓菁等。邓政委亲手给紧密参差的小白菜间苗，担起水桶给菜苗浇水。地里长出野草，他又像老农一样躬腰把锄，松土除草。在邓政委和战士们的精心侍弄下，蔬菜青翠繁茂，长势喜人。特别是白菜，个个肥大瓷实，令人咂舌。群众围在地边，称赞邓政委是种菜的好把式。
收获的季节到了，师部突然决定迁往赤岸村，大家请示白菜怎么办?邓政委爽快地说：“留给常乐村的群众。”
邓政委他们种的白菜足足收获了一万多斤。冬天，常乐村家家户户吃着邓政委留给的菜，心里暖洋洋的。至今还有这样一首歌谣在村里流传：“自古兵匪是一家，不是抢来就是抓，如今八路军到咱村，一不抢、二不抓，一针一线也不拿，还把白菜送咱家，刘邓部队人人夸!”
在太行山上，邓小平不仅自己带头开荒种地，还动员干部家属们也来一起种地。一天凌晨，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孩子们住的院子的房东张大娘，听见厕所里有响动声，她穿衣起床一看，见卓琳正在淘大粪准备往地里送。张大娘劝卓琳天亮后再干，可是卓琳只是笑笑不吱声，生怕说话吵醒了别人。随后，卓琳担起大粪，朝田地走去。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带领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家属，在村西边的楸树林旁开出一片荒地，打上畦埂，挑水浇灌，种成了碧绿如茵的菜园。这天，干部家属们都约好清晨往地里送肥。
菜园里长满了品种多样的蔬菜：辣椒、小葱、菠菜、韭菜、茄子、丝瓜和黄瓜等。邓小平最喜爱的是辣椒，他还让后勤部门的同志从外地引来了西红柿(当地群众称“洋柿子”)，并亲自动手栽种、剪枝打杈，试种成功后又帮助村里的群众在地里种出了一片片红绿相映的“洋柿子”园。
坚持以身作则
在太行山上，邓小平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每天坚持按定量供应吃饭，坚决不答应警卫战士为他增加营养的请求。平日，邓小平坚持与司令部、区党委的干部同吃一锅饭。红高粱或黑豆面加野菜树叶和在一起蒸成的菜窝窝，又黑又硬，大家诙谐地称为“砖头”。一次，邓小平生病了，炊事员另给他煮了一碗面条汤，被婉言谢绝了。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八路军的干部，要像普通战士一样，不能搞特殊化。
有一回，司务长给邓小平小孩的奶妈发奶孩米，秤高了一些，司务长就把秤绳向后挪移了一点，没想到这一细微的动作正巧被邓小平看在眼里。邓小平走过去仔细看了一下秤星，是15斤半，就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公家的小米，不要因为她是我孩子的奶妈，就可以多一点。八路军要求官兵一致，谁也不能搞特殊化!”又把小米掬回半斤，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为之敬佩。司令部驻地山上有很多榆树，1941年春天，由于粮食不够吃，赤岸村的老百姓都捋榆钱子吃。
当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就住在山下村民家里，正怀着孩子，警卫员怕卓琳营养不足，就从山上捋了榆钱子给她补充伙食。邓政委知道后，严肃地说：“赶快还给老乡，咱们困难，老百姓比咱更困难。越是困难，越要想着老百姓，不然的话，咱还叫啥子弟兵呢?”
据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杨殿魁回忆：在太行山上，邓小平始终穿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服装。有一年，供应处的同志给师首长们每人定做了一套细灰棉军装。邓小平坚决退回，说：“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重视科学技术
1944年11月，邓小平在黎城县南委泉村举行的太行区首届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上说：“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以改良种子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麦子好种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100万石以上的粮食，今后主要是深耕细作，更需要使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
在赤岸村生活期间，邓小平经常虚心向当地农民请教农业种植及一些土经验，倡导部队拿起枪杆能打仗，拿起锄头种好地。他亲自挑选了30多个优良品种，加以推广，如五叶北瓜、60天玉米、早稻等，还亲手将金皇后玉米和西红柿种植在涉县的农田里。
1940年以前，涉县妇女纺花都是用手捻，劳动强度大且效率不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县政府决定推广使用纺花车，还举办了木工培训班，专门学制纺花车。车子有了，邓小平又协调从延安请来女同志当老师，先教各村的妇救会主任学，妇救会主任再教各村妇女学。这一技术的推广，给驻地人民带来了大收益。妇女纺花由原来日捻1两，提高到日纺3两，快者可纺到半斤，能挣1斤小米，可维持3口之家的生计。
邓小平在太行山的经济建设中，把科学技术的应用摆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使科学为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回眸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就得到了早期的实践和证明。
邓小平在太行山有两个突出的历史贡献：一是根据地建设，二是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除建立完善了党委行政领导体系，更关键的是搞活了根据地的经济。以金融建设为例，当时货币发行混乱，他就大胆提出让根据地自办银行发行货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货币流通的原则是“只要能把群众的事办成就行”。在军队建设上，他特别注意收编、改编抗日武装力量，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数量和质量。从赤岸村到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从第129师到刘邓大军，从红军改编时的不足万人，到抗战胜利时的30万雄师劲旅，邓小平不单是从军事上执行了党中央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更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上积极培养了八路军的许多优秀指战员和地方党组织干部。
如今伟人已去，但他为民族解放、改革开放立下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永世不忘。
篇8：邓小平的故事精选
1947年8月29日，刘邓大军南渡淮河进入大别山，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
一天晚上，邓小平和李达参谋长在下楼房村与漆店区委书记江川一起研究土地改革问题，一位姓漆的老人来告状，说他的耕牛被解放军牵走了。房东吴大娘说：“你胡讲什么，这里住的是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他们怎么会拉你的耕牛呢?”这时，邓小平刚好从屋里出来，问吴大娘发生了什么事。吴大娘就向邓小平说了漆姓老人找耕牛的事。邓小平便详细地询问了他丢失耕牛的情况，并且说：“真是解放军牵了你的牛，他们一定会还给你的。”邓小平心想，这肯定是一场误会。于是，就叫江川和区武装工作队好好查查。第二天中午，江川报告说，前天夜晚，第2纵队第13团在黑河村和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土匪打了一仗，耕牛是土匪抢去，又被第13团同志抢回来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耕牛是谁家的，所以就放在团里养着，他们准备开个群众会，让群众来认领。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说：“13团考虑得很好，要让他们在群众会上好好宣传一下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欢迎人民群众监督人民军队。”
第二天早上，漆姓老人提了一篮糍粑和一袋红芋来见邓小平，连声说：“我是来请罪的，你们军队这么关心老百姓，我却冤枉说你们牵了我的牛……”邓小平说：“一点误会，没有关系，你丢了耕牛向我们报告，说明你老人家相信我们。”漆姓老人一定要邓小平收下糍粑、红芋。邓小平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你老人家理解我们。”但老人坚持说：“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穷人，你们不是说军民一家吗?”邓小平看一时难以说服他，又见他满脸惭愧之情，便说：“我们可以收下你的东西，但必须付钱。”他叫警卫员拿一块银元给老人。老人惊讶地说：“长官，你吓死我了!这点东西最多值几十文钱，你却给我这么多钱，我怎么也不能收啊?”邓小平说：“军民一家，就算是我们互赠的礼物吧。”
篇9：邓小平的故事精选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外面的世界。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仅230万、规模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对外联系并不多，还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共同开发本国或其它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当年的广东省委副书记曾回忆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期间，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了工作，还提出了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邓小平认真听取了汇报，其实在他脑海里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这些叫法都不准确。邓小平思考一会儿后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
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特区的建议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两省的领导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时隔不久，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性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并呈送中央。很快，中央和国务院就批转了两省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由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会上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深圳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当办特区的大方针一定，一场“杀出血路”的战斗迅速在深圳打响。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列列满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向深圳。从辽宁鞍山、陕西汉中抽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个师的官兵加入到深圳拓荒者的队伍中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工程师身背行囊也来到深圳。百万建设大军如狂涛巨浪涌入边陲小镇，推土机、挖掘机和起重机的隆隆轰鸣声响彻小镇。
创业是艰辛的。没有资金，深圳人首先大胆提出了向外商搞土地有偿使用的想法。可是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太敏感了，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常伴随着割地求和，现在要把土地出让给资本家，会不会背上“卖国”的罪名?
深圳出租土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土地对香港人来说比黄金还金贵。一河之隔的深圳却以低得多的租价，加上简化一切手续、一年免税、三年免关税、免税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等优惠政策，吸引着香港人的投资目光。
“这个特区是邓小平试验用的，将来地皮肯定看涨。不买，可惜机会了。”在这样的想法和优厚政策的吸引下，香港人纷纷过河来，签订租地、办工厂、开商厦的合同。有了资金，深圳建设中的水、电、路都可以通了，山可以移，洼可以平了。这就是被深圳外贸办称为“金钱”逼出的“土地出租”。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圳人闯出了一条特区建设的路子，其发展速度可称为“一夜崛起一座城”。
继深圳经济特区动工建设后，1980年10月，设在滨海渔村的珠海经济特区正式动工兴建。1981年，厦门经济特区动工，1982年汕头经济特区动工兴建。至此，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从特区建立之日起，邓小平就十分关注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的领导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
特区建设一晃几年过去了，特区的面貌有什么变化?邓小平很想知道。他曾说：“办特区是我首先提议，经中央批准的，办得怎么样，我当然要来看看嘛!”对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关系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特区的“拓荒牛”们也翘首期待着听到邓小平的声音。
1984年1月的南疆，鲜花盛开，春意盎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大地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神秘。盼望已久的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邓小平一行。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了火车，他与月台上前来迎接的深圳领导人一一握手，脸上始终挂着慈祥的笑容。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了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l983年猛增到7.2亿元。这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了?梁湘说，是翻了一番……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四十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时地插话提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做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到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深圳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了20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邓小平沿着天台四周缓缓地走了一圈，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大部分正在紧张的建设中，工地上到处是吊机伸出的机械巨臂，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景象。一月的深圳，寒气尚存，气温只有摄氏11度。八十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高台上迎着寒风毫不在意。随行的工作人员几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邓小平站在天台上，仔细聆听市领导汇报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梁湘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建一层楼的速度记录。听到这些，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上下来的时候，大厦门前已经聚集了大批闻讯赶来的深圳市民。当他们看到邓小平的身影出现时，立刻爆发出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直到邓小平登上车离开，人群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的渔民村。他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和毗邻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看到这些喜人变化，非常高兴，他拉着吴柏森坐在自己身边，还让记者给他们拍照留念。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渔民村有今天，全靠邓伯伯，我们十分感谢邓伯伯。”邓小平接过话说：“这是党中央的政策，应该感谢党中央。”
走出渔民村已近中午，阳光照得人感到特别的温暖。
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梁湘的陪同下参观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袁庚向邓小平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的相关情况。邓小平认真听取后非常高兴，随口说：“好!”应袁庚的请求，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从邓小平到深圳那天开始，深圳人就准备好了一卷上好的宣纸，放在他居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老人家能写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心里觉得有些不安。
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乘海军军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往中山温泉。此后三天，邓小平每天在住处散步、休息。了解他的人知道，此时的邓小平正在反复思考这几日来的所见，他要从看到的现象中，找出本质的东西。27日，邓小平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下山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择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邓小平说：“我不走回头路。”一语双关。工作人员似乎从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些道理。
1月29日上午，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并在珠海会见了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还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深圳的领导们心里也有了很大的压力。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许多大胆措施都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在深圳的改革上。尽管邓小平考察深圳期间表现出极度满意的神情，但毕竟没有语言文字上的评论。深圳的建设究竟该打多少分?深圳人急于知道。于是，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张荣于30日一早到达广州，广东省委接待科副科长李天增到车站接站。一见面，张荣就告诉他：“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肯定了珠海，可首长对深圳没有评论，我们想请他题个词。”李天增特意将张荣安排在珠岛宾馆新6号楼，和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邓小平的住处仅隔着一条有桥相连的小河。张荣通过有关渠道，将题词的请求汇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2月1日，是大年三十。此时的羊城“花市”已经开了好几天了，街道中到处弥漫着花香。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工作人员知道，邓小平正在思考着什么。就在这天上午，李天增突然接到邓小平女儿邓楠的通知：“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李天增马上弄来了宣纸，仔细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l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研好墨，还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邓小平散步回来，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此刻张荣也非常激动，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张荣和李天增异口同声地说：“随首长吧，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长题什么，我们都高兴。”邓小平推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笔，才写了几个字就黏住了。一旁的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自己事先蘸在毛笔上的墨很快就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又换了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浸在墨汁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一气呵成，让人感觉字字铿锵有声，苍劲有力，浑然一体。题词刚刚写完，墨迹还没有干，等待一旁的张荣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楼。他竟然忘记和邓小平道别。
题词这天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写在题词上呢?他到达深圳的那天不是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的话吗?显然，题词的内容是邓小平在深圳视察两天又经过全面深入地调研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有了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是何等的欣慰啊。
2月7日，邓小平又来到厦门视察。视察结束后，时任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的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墨，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几个字。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邓小平的题词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热情的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厦门特区的建设者们心中燃起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前沿地带。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线。摄影灯频频闪烁，前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交流两国建设经验的机会而感到高兴。邓小平向客人详细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呢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仅有反对我们的还有赞成我们的，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说：“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春雷响彻神州大地，传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篇10：邓小平的故事两个
邓小平的故事 五块银元
1904年邓小平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的一农民家庭。父亲邓文明按照邓家家庭排行的“先”字，为他取名“邓先圣”。
邓先圣5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老先生看见邓先圣脸圆圆的，还长着个圆圆的鼻头，宽宽的额头下是浓浓的眉毛，皮肤白白的，个子不高，文文静静，挺有精神，看着看着笑了，就喜欢上这个孩子了。老先生觉得孔老夫子才是圣人，先圣这名字要改。邓文明觉得有道理，就请老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老先生想了想说：我看就叫邓希贤，希望他将来成为贤人。就这样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好多年，直到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邓希贤受党中央指示到武汉工作后改名邓小平。
在私塾读书时，邓希贤非常聪明，又很用功，老师讲过的功课，他很快就能记住，课文背得非常流利，老先生非常喜欢他。他的毛笔字写得也很好。当时老师对写的好的字就在字上打个“O”，学生们把它叫做“鸡蛋”，邓希贤的毛笔字作业每次都得很多“鸡蛋”。一次回到家里，母亲看到儿子得这么多“鸡蛋”，非常高兴，就到厨房真的给他煮了一个鸡蛋吃，作为鼓励。在当时这是不错的奖励了。
邓希贤在私塾学习了一年多后，父亲又把他送到离本村三里路的北山小学读书，从牌坊村到学校的路是土路，一下雨路就很不好走。可是无论严寒酷署，还是刮风下雨，小希贤都坚持上学，从未误过课。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放学时间过了很久还不见儿子回家。又过了很久才看见浑身是泥的邓希贤，母亲一把拉过儿子，上下打量心疼地说：“孩子，你这是怎么啦?”邓希贤却毫不在意地说：“没什么，雨天，路太滑，我摔了几跤”，“摔坏了吗?”，“没有，你放心!”说着把淋湿的书本掏出来放到灶台上烤。
第二天一早，雨还在不停地下，邓希贤收拾书包又要上学去，母亲拦住他说：“娃儿，下这么大雨，路不好走，今天就别上学了。”邓希贤听了，急忙说：“那可不行，我不能旷课。”说着就要走。母亲拦不住，就掏出两个铜板塞给儿子说：“中午就别回家吃饭了，省着路滑摔跟头。”可是等到下午放学回来，邓希贤从书包里又掏出了那两个铜板交给了母亲，母亲忙问：“你怎么又拿回来了?”他调皮地摸着肚子说：“我一点不饿，中午就没吃。”母亲眼圈红了，她知道，儿子舍不得吃，是在为家里节省啊!后来碰到下雨天，母亲就在家里煮好饭托人带到学校去给儿子吃。
邓希贤不但聪明，而且好学，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总是拔尖的，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在北山小学他读了4年。
1915年，邓希贤考上了广安县高小。这在当时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广安县只有这么一所高小，每年只招一两个班，能考上的都是优秀的学生。广安离家20多里路，只得住校，每周回一次家。
一天，在邓家老院子里，邓文明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他满脸怒气，大声问道：“你们谁做的好事，快点承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邓文明在查账时，发现丢了5块银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5块银元可买5担谷子。院子里空气有点紧张。这时只见邓希贤站了起来说：“是我拿的!”说着他拿起一根竹片递到父亲手里，转过身去，意思是情愿挨打。邓文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偷了银元，气得脸都变了色，挥起竹片打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母亲想要拉住，一看邓文明那张铁青的脸，没敢说话。
邓文明打了几下，看到儿子忍着不哭，泪水在眼睛里转来转去，他想到平时这孩子很知道节俭，给他零花钱都舍不得花，怎么偷偷拿这么多钱呢?于是他放下竹片，大声喝问：“你说，这钱你干什么用了?”小希贤忍着疼痛，倔强地站在那一声不吭，母亲着急了，拉着儿子的手说：“好孩子，你快说，让我们都急死了呀!”邓希贤看着母亲眼里的泪珠滚滚落下来，才说出其中的原委。
原来，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同学在哭，哭得好伤心。他便走上前问道：“你怎么了?”这个同学说：“我妹妹病了，发高烧，躺在床上快要死了!”“那快去请医生呀!”听了这话，那个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希贤打量了一下这个同学，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心里明白了，没有钱怎么请医生呀!回到家里，一个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他悄悄拿了父亲的五块银元来到学校塞给那个同学说：“快去请医生给你妹妹看病!”父亲听了儿子的叙述一下子明白了，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他一把抱住儿子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小希贤回答说：“我偷了钱是该挨打的，有什么好说的!”
邓小平的故事故事 不信神、不信鬼、破除迷信
在邓小平家附近，有两块高3米、宽1米的石碑，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这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当地老百姓对它十分敬畏，谁也不敢去碰它、摸它，免得招来祸灾。
有一天，邓小平和村里的一群小伙伴玩耍到这里，看着巨大的石乌龟，他眼珠一转，招呼小伙伴们：“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玩好不好?”别看小伙伴们平时都挺听从邓小平的，可这时却吓得纷纷往后退着说：“我可不敢，听大人们讲，这神碑是摸不得的，碰了它，会生病的。”可邓小平却坚决不信这个邪，他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神吗?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爬 ”果然，邓小平在小伙伴惊恐的眼神中爬了上去，并高兴地对站在下面目瞪口呆的小伙伴们说：“真好玩 真好玩 ”后来小伙伴们看邓小平也没招来什么病灾，也纷纷大着胆子，爬上去玩耍。这不信神、不信鬼、破除迷信的行为，也算是邓小平童年时代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