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源探析论文

时间:2022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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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源探析论文

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根源探析论文

〔关键词〕旧唯物主义 认识论 客体性 直观性

〔摘要〕旧唯物主义也有其认识论根源,其表现是在无限近似于一串圆圈或螺旋曲线的人的认识中,从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的正确前提出发,经由“自然本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形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消极的反映论和直观被动关系,从而把认识中的一个小片断拉成了完整的直线。客体主义和直观主义就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当马克思着手建立他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新哲学时,他面临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旧哲学,因而马克思就要进行一番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工作。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分作(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两种形态一样,马克思的批判工作也就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分别揭示出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关于唯心主义的缺陷,马克思指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①即是说由于唯心主义否认事物、现实的客观存在,其基本立场是虚假的、荒廖的。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即是说(旧)唯物主义不懂实践,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角度看待客观存在,其基本特征是直观的、被动的。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新唯物主义,那么,这种新唯物主义就不但要深入批判唯心主义,也要深入批判旧唯物主义;因为不批判唯心主义,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就无从建立,而不批判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无法显示自身的特色。这也就是说,批判唯心主义的虚假立场和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质,对马克思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后来的研究者对唯心主义的虚假立场批判较多,并且列宁还率先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作了深入的揭示;而对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性质则批判教少,并且对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至今还尚未触及。这种情况甚至导致了不良的后果,在后来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由于对旧唯物主义缺陷的批判不够重视,或者说对旧唯物主义缺陷的认识论根源未能深入揭示,以致于这种缺陷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

那么,旧唯物主义所带有的直观性和被动性的缺陷,其认识论根源何在呢?首先应当确定,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大派别是在哲学研究认识论中形成的。认识论研究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思维能否或如何认识存在,因而认识活动就由发出认识动作的人和作为认识对象的外部存在两大因素组成。旧唯物主义缺陷的认识论根源就产生于对这两大因素看法的偏差上。

列宁曾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作过说明。他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潭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③。”既然旧唯物主义也带有缺陷,也是马克思建立新哲学时所批判的对象,那么它作为认识论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派别,就也同唯心主义一样,有着认识论上的根源,也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将人的认识之近似于一串圆圈或螺旋曲线定的一个片断、碎片或小段变成了独立的完整的直线。

关于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有论者从“时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的关系作了说明;即认为唯心主义为了超越旧唯物主义的“时间先在性”的简单认识,提出了事物之间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的见解。这种逻辑先在性表现在“自在”意义上,是指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现象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而唯心主义夸大了这一点,将事物的本质从事物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这种逻辑先在性表现在“自为”意义上,是指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而唯心主义夸大了这一点,将主体的感觉、思维视为本原,而客体则成了派生物④唯心主义就是这样将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逻辑先在性”之螺旋性曲线或圆圈或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碎片或小段变成了一条独立、完整的直线,因此走向了否定客观存在的(僧侣主义的)虚假立场。

同样,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带有客体性和直观性的缺陷,也是因为将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时间先在性”加以片面地夸大,使这一在螺旋曲线或圆圈式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碎片或小段变成了一条独立、完整的直线。这一情况的发生,是经由将“时间先在性”进一步“自然本体化”,然后再将其“客体主体化”而实现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在哲学认识论阶段围绕哲学问题的争论而形成的两个基本的学派。既然认识论哲学之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那么为了获得正确的认识,首先就需要确定这构成认识活动的两大因素谁更重要。正如唯心主义认为认识是思维对存在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取决于思维活动因而思维比存在更重要那样,旧唯物主义则认为认识是思维对存在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取决于存在的客观性质因而存在比思维更重要。为了确立各自执以为重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分别将思维和存在当做对方的本原,即第一性的、原始发生的、决定对方性质的因素。这就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所形成的本原论的对立。旧唯物主义从存在之“时间先在性”这个正确的前提出发,却在本原论的对立中走向了“自然本体化”的误区。所谓“自然本体化”,就是将存在理解为自然界,将自然界理解为本体,并且在两个方面泛化开来:其一是,自然界作为本原的存在变成唯一的存在;自然界本来是人(的思维)的认识对象,却变成了先于人、甚至高于人的存在。由此导致人的存在和认识活动的客体化倾向。其二是,自然界成为唯一的本原,思维是人脑的属性,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产物;这样一来,思维本来是构成认识的对等因素,却变成了自然界的派生物和从属物。由此导致人的存在和认识活动的被动性倾向。当“自然本体化”将自然界看作唯一的本原的存在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表现为一种“客体主体化”的关系,即自然界作为人认识的对象本应是认识关系中的客体,现在却变成了认识关系中的主体,而人被排挤到边缘的位置,甚至干脆消失不见了。这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⑤旧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的由“自然本体化”而“客体主体化”,使唯物主义带上了浓重的客体性色彩,而当运用这种本原论立场去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如何认识存在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直观性倾向。这种直观性质依次在认识论研究中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每个人每天的经验都在证明着这一点,旧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认为确证事物的存在、认识事物的性质,只能从感性经验开始,在感觉中感知事物。事物的性质如何成为人的知识呢?旧唯物主义认为是人的大脑对事物个别性质的反映,这就是旧唯物主义所坚持的认识论上的反映论。然而感觉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事物的.本质又是如何认识到的呢?旧唯物主义认为是人的思维对感觉材料的积累和组合。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排斥理性,轻视理性的积极作用,其感觉型的反映论带有消极的性质;这不能不说是“自然本体化”进而“客体主体化”所导致的人及人的思维的派生性和非主体性的后果。

其次,每个人每天都天经验地感知着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而经验感知的只能是个别事物,或者说是事物的现象。旧唯物主义由于在本原问题上固着于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这个事实,就不自觉地将认识停留在感知个别事物上;又由于排斥具有积极规定性的理性,就疏于思维的抽象,并不注重甚至弄不清楚事物本质的获得途径。于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导向不可知论;因为单纯地感知个别,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没有明确的理论和个体的途径,就有可能通向不可知论,从洛克到休谟就反映了这种情形。二是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远不如唯心主义;如果说辩证法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那么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就远远高于旧唯物主义。

最后,既然旧唯物主义推崇经验感知,疏于理性抽象,那么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直观性。所谓直观性有三层含义:一是看问题的非本质性,即满足于事物个别的感性认识,由认识到事物的现象存在而确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即可;二是看问题的非辩证性,即不愿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从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及与其他事物的本质联系上发现事物运动变化的辩证性;三是非能动性,即认识事物停留于对事物客观性的确认,带有消极性质的反映论无意中排斥思维的能动性以及人的认识和活动的能动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可说是这种直观性的典型代表。

由是观之,旧唯物主义所带有的客体性和直观性缺陷,同唯心主义一样也有其认识论根源。在非直线的而是无限近似乎一串圆圈或螺旋曲线的人类认识活动中,旧唯物主义从自然界的“时间先在性”这一正确前提出发,在论证本原问题时即开始把这一小片断拉长,到形成“自然本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时,已将这一小片断拉成直线,当进而由此形成认识上感觉型的消极反映论、忽视理性而显露不可知论倾向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表现为直观的关系时,这一拉长的直线已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至此,借用列宁的话,即可这样说,如果说“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那么“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客体主义和直观被动性就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6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④《从“逻辑先在性”看哲学唯心主义》,载《哲学动态》第1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篇2:浅谈课堂教学转型的技术背景与认识论根源论文

浅谈课堂教学转型的技术背景与认识论根源论文

论文关键词:课堂教学教育信息技术建构主义认识论

论文摘要:课堂教学的转型可以理解为当前关于课堂教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形态的诸多根本性变化。课堂教学的转型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但最值得关注的两个直接动因无疑是当代教育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当代认知心理学对人类认知,特别是人类学习的过程与特征的揭示。教育信息技术主要是通过所谓的“网络化交往”来影响教学的组织形式与方法手段。而建构主义认识论则通过“意义建构”颠覆了传统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引起了人们对知识、学习、教学、教师等概念的重新审视。

课堂教学是一种最基本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上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现代意义的课堂教学从夸美纽斯时代走来,三百多年间,卢梭的浪漫自然主义教学、布鲁纳的发现教学、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教学、罗杰斯的非指导教学、斯金纳的程序教学,以及当下中国围绕素质教育的主题在各地所开展的诸如新基础教育、主体性教学、情境教学等教学改革实践等等,这种对课堂教学永不停歇的多样化的探索,使得课堂教学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人们对课堂教学的理解也不断完整与深入。由于当代多重交织因素的推动,课堂教学正在经历一个不可逆转的转型。而促成这次深刻转型的诸多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技术背景与认识论根源,并且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一、课堂教学转型的技术背景

信息技术是当代科技发展最快也最为神奇的技术,它正在对全球的经济、社会产生前所未有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学习方式,人类的整体生活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尼葛洛庞蒂曾经创造了“数字化生存”这一术语来描述信息时代的人类生活。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领域。当信息技术渗入到教育领域时,使教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网络化的社会注定会催生网络化的教育,教育信息技术时代也就此降临。课堂教学也无法回避这种冲击,并且由于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提供技术支持,有可能引发课堂教学根本性的变化。现代信息技术也必然会催生一些新的教学思想,教学交往的方式与价值观正在引发深层的变革。由此课堂教学转型的技术根源就十分醒目地凸现出来。

在实践层面上,首先,信息时代的网络化教育将真正实现“网络化交往”。网络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交互的平台,使教育活动具有空前的自由。学习者甚至可以在完全非受控状态下成为网络信息的受众,因而使学习者的多重的自主选择成为可能,主体意识也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其次,网络能整合社会资源与学校资源,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并能实现远距离的实时传输。各种数字图书馆、数据库、专题网站、学科专家的个人网页、虚拟学校、虚拟教师等都有可能随时突破时空限制来面对学习者。因而学习者的个性化教育需求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个性化教育真正成为可能。再次,信息技术时代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教学组织形式都会产生巨大的变革。教育方法与手段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这种教学组织形式,也即课堂教学肯定会接受某种现代性的改造,甚至有可能被一种信息化、网络化、学习化、个性化色彩更浓的全新的教学组织形式所取代。

在观念层面上,与现代教育技术相匹配的教学思想不断涌现,其基本观点有:第一,强调学生主体作用,主张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辩证统一。这是针对传统教学中只重视知识传播,不注重能力培养的应试教育而提出的'。第二,强调教材的基本性和结构性,重视教材的横向联系和综合运用。克服了传统教材专业科目划分过细,只强调纵向的逻辑联系,不注重学科间的横向联系的缺陷。第三,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重视教法和学法的统一。主张由学生通过探索和意义建构途径获取知识,克服行为主义的不足。第四,强调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激发学习兴趣,形成主动参与的意识。这是针对传统的教学情境而提出的。第五,强调教育的社会化、终身化。即学生学习环境的拓宽,受教育阶段的延长。第六,强调教育的平等化、个性化。反对传统教育人为地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强调努力培养学生的个性[1]。

另外,信息技术的迅速崛起与在教育领域的普遍使用,使得当代课程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信息化的课程文化通过课程与信息文化的整合而得到全新的建构。由于课程与教学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或者说,这两者本身就是相互融通与统一建构的,使得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对传统的课程教学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学者对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进行一定的阐释,“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实质上就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课程研制或开发理论与实践,它针对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存在的割裂和对立问题,通过信息技术与课程的互动性双向整合,促进师生民主合作的课程与教学组织实施方式的实现和以人的学习为本的新型课程与教学样式的发展,建构起整合型的信息化课程新形态,进而使信息文化与儿童学习生活的整合而成为有机的连续体与统一体。”[2](P253)从中可以明显觉察到,现代信息技术是如何通过课程而对教学产生影响的。

二、课堂教学转型的认识论根源

课堂教学转型的认识论根源集中体现在从客观主义认识论到建构主义认识论。以信息加工为核心的认知心理学于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地位越来越显著,预示着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降临。所谓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则是认知心理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个新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理论突破,同时标志着认知心理学正在从客观主义认识论走向建构主义认识论。建构主义认识论是非客观主义的,强调学习即“意义建构”,换句话说,个体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建构知识、建构客体的解释。

传统的课堂教学一般是基于一种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假设,认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从相同的起点开始,经过相同的信息加工过程能最后达到相同的终点,即形成的相同的认知结构,这也是一个结构化的、非情境化的过程。客观主义认识论也持有一种知识论的假设,认为知识是客观的、中性的,知识的真理性表现在它与客观实在的符合程度,知识也可以一步一步向客观实在还原,因而科学知识成为了知识的代表性典范,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并且作为真理的知识总是先由少数人发现与掌握的。这样,教学也就成了一个传递客观知识的过程,教师成了一个无法动摇的知识的高位者。知识就像河水一样从高处流往低处,知识的传递过程也是一个可以周密设计并可以无限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义是既定的,学生总是在被动中接受某种程度的塑造。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知识不是一个统一而规范的结论,而是一种意义建构,每个人的心理表征与外部世界一样是真实的存在状态。建构主义认为,即使面对相同的知识,学生可以通过各自独特的信息加工活动,按照自己的独特的理解来建构对客体的认识,产生无限多样的意义。这样,知识也就成了个体化的、情境化的,也是网络化的、非结构化的。并且,意义建构的过程绝对不是依靠权威或经过控制而产生的,在这种意义建构过程中,对话与协商是必不可少的。

就这样,建构主义认识论形成了一种关于教学的全新的思路,如注重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注重在实际情境中进行教学,注重协作学习,注重提供充分的资源等。基于这种种思路,构建了许多全新的教学模式,如学习者可以随意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同样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的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的随机通达教学设计;围绕并结合当前的教学主题,为学生提供一种能启动并引导学生对问题做更深理解的概念框架,以取代具体的内容,学生在概念框架中不断攀升,并且智力水平也不断攀升的“脚手架”教学设计;通过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呈现真实的任务和案例,让学习者在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利用跨学科的眼光与思路主动去体验、探索,而不只是聆听教师的教诲与经验介绍的抛锚式教学设计;主张先呈现整体任务,并同时提供有效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工具,然后让学生自行确定各级任务,探寻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与技能的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等等。 概括地说,建构主义认识论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客观主义认识论决裂的学习观与教学观,在学习与教学目标上追求深层理解;在学习与教学的内部过程中追求高水平的思维活动;学习的控制是自我控制的;学习的社会情境是充分沟通、合作与支持的;学习的物理情境充满多样的情境性的信息与有力的建构工具[3]。值得一提的是,建构主义认识论对师生关系与教师角色的理解也是很值得关注,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教师所占有和传授的知识对学习者来说已经是无关紧要,这些知识,包括教师本人充其量只能是学习环境中一个变量或影响因素,学生永远是处于教学的中心,他们主动加工才是最为关键的。教师自然成为学生学习的帮助者与促进者,他的全部的工作应集中在如何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资源丰富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能很好的进行信息加工与意义建构。

这样,建构主义认识论就以学习理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话语与操作体系。但是建构主义的学习与教学方法与模式需要一定的实现条件,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与网络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建构主义认识论凭借这种技术手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与影响。现代信息技术与建构主义合流之后,正在强劲地解构传统的课堂教学的理论表述与实践形态。

三、结语

如果在一种更为宏大的背景中来反思课堂教学的话,则不得不考虑当代的社会与文化危机。在物质社会,技术与经济的语言越来越强势,人更多的时候都在忙于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工厂,在按技术社会的要求培养标准化的人才,实用技术与职业技能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现代生活从整体表现为主体性的丧失、价值的失落、精神家园无处可寻三大特征。”[4](P76)知识对整个人类来说似乎只是满足欲望的手段,科学技术似乎正在把人类引入一个“可怖世界”,学校教育对人的价值性维度、情感性维度、审美性维度给予拒斥与漠视。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学校教育试图寻找到一条道路来应对这种已是非常鲜明的社会灾难与文化堕落,走出所谓的现代性危机,这也就导致了当下课程与教学范式的新的转变。当下关于课程与教学的诸多话语框架中,充满了“主体性”、“人文关怀”、“文本”、“游戏”“交往”、“对话”等词语,这无不与当代的社会与文化危机及教育危机有关。课堂教育有直接的技术背景和认识论根源,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特别是教育信息技术对课堂教学的形式、方法、手段、理念等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而认识论,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所揭示的人类认知的新的原理,则直接重建当前学习观、教学观、知识观,如果再结合当代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就不难理解,课堂教学的转型是不可逆转的。

参考文献:

[1]李国祥,张新明.论教育技术与教育现代化[J].教育与现代化,(4).

[2]黄甫全,王本陆.现代教学论学程[M].教育科学出版社,.

[3]张建伟,陈琦.论建构性学习与教学[J].教育研究,.

[4]金生宏.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

篇3:辩证法滑向诡辩论的深层认识论根源解读

辩证法滑向诡辩论的深层认识论根源解读

作为与辩证法对立的诡辩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它和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居然从辩证法走向了诡辩论?通过两个哲学例证的透析,我们发现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是上述所有问题的聚焦点,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正是辩证法滑向诡辩论的深层认识论根源.目前,坚持辩证法反对诡辩论仍然是理论和实践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 者:姬长军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管理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刊 名: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年,卷(期):2003 13(5) 分类号:B024 关键词:辩证法   诡辩论   绝对主义   相对主义   主观主义  

篇4:大众哲学认识论思维哲学论文

大众哲学认识论思维哲学论文

艾思奇,是中国现代哲学家,他撰写的《大从哲学》,“通俗而又有价值”,曾经为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喜爱,起过火炬的作用。艾思奇与他的《大众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下面分析一下他在《大众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

《大众哲学》在第三章讲认识论,这是全书中在理论上最有创见的部分。艾思奇明确主张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映论。他指出:“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事物本身在我们主观中的反映。”唯物论不但承认客观世界里有独立存在着的特制,并且认为物质的本身也是可以认识到的。在这里,一方面,必须承认客体的客观实在性,就是说,客体作为物质实体,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主体也是物质实体,而且是具有社会本质、自然本质和意识机能三位一体的进行着社会实践活动的高级物质实体。进而艾思奇强调指出:我们认识事物的这种反映,和照相机的那种反映,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照相机只能完全照着外物表面的样子拍照,别的作用没有。但人类的认识却不同。人们用自己的感觉器官,从外界得到一种感觉,这一点倒可以说是和拍照一样的。但是,人类的认识除了感觉以外,还有想象和理解等的作用。它能够利用过去感觉所得的东西,自己构想成种种东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为基础,从认识和实践、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的多重矛盾关系中把握认识的本质规定性,并把实践当作统一认识的基础。这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立场,同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划清了界限。30年代的哲学著作一般都依照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等次序讲认识论。《大众哲学》则不同,他抓住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实践与认识的矛盾来讲认识论。在研究感性和理性的矛盾时,艾思奇首先给“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概念下了定义。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对事物表面现象、外部联系的反映。而理性认识是借助抽象思维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性的认识。然后,他详细分析了这两种认识之间的矛盾。他指出,感性认识就好象照像一样,从周围摄取形形色色的影像。理性的认识和却更进一步,把那感性的认识所看不见的东西也抽将出来,抽出了普遍的.和整个的东西,这叫做抽象。在这里就形成了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的矛盾:感性中觉得是同一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差别;感性中觉得有差别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同一。

艾思奇说:“在差别中看见同一,在同一中又看见差别,这在人类的认识中,就成了一个矛盾,这使我们的认识自相矛盾。”他批判了经验论者偏袒感性认识,对理性认识持怀疑态度和理性论者偏袒理性认识,以为感性认识只是混乱不清的幻影这两种形而上学的态度。他认为:反映论和经验论、理性论都不同。它并不丢了这样又爱上了那样,它很正当地将事实指出。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同样地都在人类的认识中有地位,反映论也就承认了他们的地位。这两种认识能力是互相抬杠互相矛盾的,反映论也就承认了这矛盾。它并不象形而上学那样怕矛盾,并且它还指出矛盾是非有不可的。它告诉我们,“理不辩不明”,人不打架不会成为相好,抬杠并不是坏事,抬来抬去会渐渐抬出更巧妙的花样来。人类的认识是有矛盾的,但正因为有矛盾,所以才有进步。在他看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正反映着外界事物自身的矛盾;理性可以使我们认识得更深刻,但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感性认识的重要,因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分不开的。在这里,艾思奇坚持了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关系。

艾思奇进而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他说:“所谓实践,简单地说,就是改变世界改变环境的活动。”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把实践称做“变革的实践”或“批判的实践”,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各种人有各种人的实践,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里,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范围,所以实践也有一定的范围,因为实践的范围不同,所以人们的知识也不会相同的。对于一件事物,由各种生活中的人看来,一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谁的意见对呢?这就要看谁是对于这件事物能够作变革的实践了。“要认识一件事物的真理,只有在改变的行为中去认识,只有实践。”

艾思奇认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可以不要理论。虽然理论有主观的色彩,但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实践。理论对于实践的这一指导的能动作用,是不可轻视的。实践的现实结果体现了普遍认识和具体实际的统一。带有普遍性的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许多客观实际事物中抽象概括出来的。这种抽象概括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本质和规律决定着人们实践的成败。如果人们用符合客观实际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实践,就能产生预期的现实结果;反之,如果人们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去指导实践;就不能产生预期的现实结果,就会遭到失败。艾思奇在研究了感性与理性、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基础上,对人类认识的整个过程作了这样的概括:“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是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这一论述,初步概括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它为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更精确地表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艾思奇在“认识论”这一章的最后专门讲到“真理论”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只有能够反映出客观事物的真理来的见解,才是真理。真理必须和客观事物一致,不能够由主观随意捏造出来,主观的真理是没有的,因为完全由主观产生的见解决不会是真理,凡是真理,都得要有客观性。”艾思奇用较多的篇幅批判胡适贩运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揭露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荒谬性和反动性。在对真理的认识上,他认为只有站在前进立场的人,才能够认识客观的真理,而压迫者不能认识客观真理。他还指出,真理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进步,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

篇5:浅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论文

浅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论文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费尔巴哈一直作为旧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受到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呢?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评价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青年黑格尔派当中,费尔巴哈率先展开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结束了唯心主义在德国的长期统治,“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并且“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理念当作哲学的出发点,而实际的存在却成了第二性的;他揭露出“在黑格尔这里,一种f等印早卑现象或存在的整体性、绝对性被当成了宾词,所以作为独立存在的各个发展阶段只具有二意义,只不过是作为一些影子、一些环节、一些以毒攻毒的点滴而继续存在于竿布阶段中。”(《士系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47页)在费尔巴哈看来,虽然黑格尔也主张主客体、精神与自然的统一,但他所说的自然只具有客体的意义,即为主体所设定的意义,而不是实在的存在。与黑格尔相反,他认为:“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鮮牟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同上,第68页)

一般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因其具有形而上学性,而应把它归属于旧唯物主义。这种理解的.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恩格斯曾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归属于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由于费尔巴哈没有能完成“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的任务,“他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同上,第229页)。费尔巴哈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同上,第241页)。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由于旧唯物主义把实践从人与人的感性世界的关系中排除出去,因此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时,只能把存在、感性世界看成是直观的对象,而不是看作实践活动的对象。

实践的观点是新唯物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叫做“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同上,第56页)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是其为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

篇6:渠道冲突的根源论文

渠道冲突的根源论文

1、主导渠道矛盾。直销渠道以及经销渠道的地位同等,市场的节制力是对于等,在这类同等的渠道瓜葛中,经销商没法肯定自己的地位,双方的渠道将为提高自己在市场中的发言权而斗争。>文秘站:<

2、渠道主体矛盾。直销渠道拥有高效、不乱性较高的特色,其虔诚度与经销渠道的虔诚度更是无可比拟,使经销商感到发生本能的害怕以及防范心理。经销商认为,直销是勒在他们脖子上的1道绳索,传统的经销方式没法与直销方式竞争,耽心等到市场培养成熟,失去应用价值时,自己会被办事处的直销所取代。

3、渠道目标矛盾。本色是渠道之间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追赶的利益点却有所不同,经销商以盈利为目的,而办事处着重于开发市场。

4、渠道政策矛盾。直销渠道的政策是专为开发新市场设计,在某些特殊地域履行特殊政策,然而并无在各个渠道成员之间进行优良的说明以及沟通,致使有的渠道成员不理解,引起矛盾。

5、渠道协作矛盾。办事处以及经销商之间没有构成1股强有力的凝聚力,使各渠道成员牢牢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6、渠道能力矛盾。各渠道的资本、技巧、素质、认识等各方面的差异。

有效防止渠道冲突

1、明确主导渠道。以K企业办事处为例,在市场开发战略思想上就必需首先明确N市渠道的发展方向,是以直销方式为主渠道仍是以经销方式为主渠道,这两个方式有着不同的操作模式。假如N市渠道是以直销方式为主,原本的经销商只能作为2批,办事处完整节制整个渠道的症结环节,不能像这样进行区域划分,区域市场的主动权在经销商手中,使企业对于经销商区域市场失去把握力,让经销渠道有能力与直销渠道抗衡。

采取经销模式,办事处的直销队伍应被明确是作为1个辅助作用,让办事处训练有素的直销队伍开发空白的市场是无比恰当的,然而空白市场1旦成熟就必需移交给经销商,建立起经销体系的优势,使经销渠道以及直销渠道双方统1利益瓜葛。

2、保障各渠道的利益。传统渠道对于网络的把握是拥有必定的优势,通过与2批优良的人脉,组成1个完美的网络,而2批通过时间以及瓜葛的累积,与终真个瓜葛到达1个优良的层次,在这些终端使保护经销渠道的极差价格体系,为了保障经销渠道的正常运转,在市场上履行严格的级差价格体系。确保经销渠道销售网络内部各个层次、各个环节都能取得相应利润,使整个网络患上以正常运转。严格防范办事处直接向2级经销商供货,使经销渠道的分销体系崩溃。

3、渠道改造要捉住时机。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触动其他渠道的经营方式。对于于分销渠道的改造其实不能一挥而就,在经销渠道不完美,经销商的实力较弱,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进行渠道的扁平化,促使1批商直接面向终端,这类渠道变革的行动无异于自杀。渠道的改造应当是在成熟的市场中进行,因而企业首先对于渠道进行完美,让渠道成为市场上的优势渠道,当企业提高了对于渠道的把握力的条件下进行渠道的`扁平化,防止构成市场的波动,

4、向渠道提供优良的服务。办事处对于待经销商其实不能采用轻视的态度,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应用,而是从内心中把经销商看做是企业的第1顾客,向其提供优质的服务,时常性、系统性的进行指点以及培训,统1双方的理念以及利益,树立1种共存共荣的火伴式瓜葛。通过完美经销商的管理,使其由本来的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使经销商向专业化、公司化发展对于销售通路中所有网点做到定区、定点、定人、定时、细致的服务与管理,到达对于市场状态的全面管控,使信息患上到有效的转达以及反馈,在销售通路中以灵便性逐渐取得对于市场的把握能力。

5、公道解决渠道之间利益分配。渠道利益的冲突1般产生在市场开辟的后期,因为终端网点的交叉,使渠道为争取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利益再分配的矛盾。

办事处业务员为开辟市场立下汗马功勋,可是如何让他们患上到相应的利益回报是解决问题的症结。在前期办事处的业务员开辟新市场的时候应当是以销量拿提成,然而在市场开辟的后期这个提成盘踞收入的比例就应当降低,否则因为利益的缘由,业务员将本来应当移交的终端也会扣住不放,不管怎么支配,都是把最佳的终端留给自己,并且移交时候还会有种失落感,影响到工作的踊跃性,因而办事处必需让自己的业务员感到自己业务员在前期辛苦的劳动患上到回报,然而这个回报不应当来源于市场。

篇7:动作智慧根源的研究论文

动作智慧根源的研究论文

一、引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皮亚杰心理学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中小学教学,尤其是中小学数学教学。皮亚杰指出:“动作是智慧的根源”,①任何静态的数学概念都隐含着认知主体的内在动作,数学运算是一种广义的动作。②这些观念为数学课堂教学所采纳,目前小学数学普遍采取动手操作(或以直观方式演示有关操作)的方法。

然而,对于这些在教学实践领域中早已被采用的观念与方法,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我们知道数学运算是一种广义的动作;但它除了是一种动作之外,还存在哪些区别于一般动作的规定性?同样我们也知道“动作操作”会增进儿童的数学知识与智慧;但能否认为任意的动手操作都有益于儿童智慧的发展?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如何指导儿童动手操作?

本文试图就以上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并期望对进一步改进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有所裨益。

二、数学运算的内在规定性

1.反身性数学运算“甚至在其较高的表现中,也是正在采取行动与协调行动,不过是以一种内在的与反省的形式进行的罢了……”③这里“反省”与反身、反思是同义的。

皮亚杰将个体认知活动划归为两类。一类是对客体的认识;另一类是对主体自身动作所进行的反思。前者带来关于客体的知识;后者带来数理逻辑知识。

[实例]一个儿童摆弄10个石子,他可以掂一掂以了解其重量;可以摸一摸以了解其表面的光滑度。“重量”与“光滑度”是关于对象(石子)本身的知识。此外,儿童还有另一类动作,他将10个石子排列成不同的形状,沿着不同的方向点数它们,其总数“10”总是不变的。这里,儿童将手指一一地(不重复也不遗漏)点向10个石子,是具体动作;从这种具体动作中认识到总数“10”总是不变,则是一种反思,是反过来对自身的具体动作进行思考。具体动作可以有很多种(可以从不同的石子开始,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进行),但总数的“10”却是恒定的。只有通过反思,体会到这种“恒定”,儿童才真正学会了计数。

这里我们看到儿童进行数学操作与运算离不开具体动作,但具体动作之后的反思比具体动作本身更为重要。儿童能一一地点数石子,我们也能训练一只小鸡——地啄石子,但小鸡不会了解“10”这个数,因为它没有反思。

数学运算因其反身性,还呈现出一种层次性与相对性。高一级的运算是对低一级的运算所进行的反思、协调与转换。乘法是对加法的“运算”;乘方又是对乘法的“运算”。

2.可逆性“运算是一种可以逆行的行动,即它能向一个方向进行,也能向相反的方向进行。”④我们可以把1和2相加得到3;反过来,也可以用3减2而还原为1。任何一种运算,总有一个与之对应的逆运算。

学生用减法验算加法(或反过来用加法验算减法),用除法验算乘法(或反过来用乘法验算除法),就是因为这些运算是可以“逆行”的。对于“合”(加或乘)的结果,我们可以用“分”的动作(减或除)使其还原到初始状态。

可逆性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演可逆(1+2=3,反过来3-2=1);一类是互反可逆(6比2多4,反过来2比6少4)。前者表现为相反的操作;后者表现为次序的逆向转换。

3.结合性运算“是可以绕道迂回的,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获得相同的结果”。⑤这就是所谓结合性。具体到小学数学教学中,结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体现在运算定律方面:3+4=4+3(加法的交换律);3×(4+5)=3×4+3×5(乘法的分配律)。这里,每个等式两边是不同途径的运算,但其运算结果却是恒等的;其二,体现在问题解决的一题多解方面。

问题:男生和女生共植树450棵,已知每个同学植树5棵,有男生46人。问:女生多少人?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先求出女生植树多少棵,再除以5,得出女生人数:(450-5×46)÷5=44(人);也可以先求两个班共有多少人,再减去男生46人,得出女生的人数:450÷5-46=44(人)。两种解法,具体途径不同,但结果一样。

至此,我们将可逆性与结合性综合起来考察,则会发现数学运算总是隐含着某些“不变的因素”。反演可逆是以相反的运算(如:以减法来验算加法)使其还原为初始不变的状态。互反可逆是一种相互转换,6比2多4,2比6少4,这里差集“4”是不变的。在运算规则里,运算途径改变了,但运算结果不变。在问题解决中,具体解法可以各异,但答案是唯一(不变)的。

我们说,数学运算是一种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发生了改变,总是隐含着某种不变的因素。正是“不变因素”的存在,才使转换成为可能。

4.结构性结构性运算,就其现实的存在方式而言,“包括复杂的运算体系,而不是被看作先于这些体系成分的那些孤立的运算。”⑥数学运算总是以结构化的整体的方式而存在。首先,每一种数学运算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化的动作。加法包括“合”的动作,也包括计其总数据的动作(这在学龄前儿童的实物操作中,可观察到;小学一年级儿童,因熟练而逐渐简约化);其次,各种运算联合起来,又构成一个大的结构,加是“合”的动作,减是“分”的动作;乘是加(或合)的简便运算,除是减(或分)的简便运算;加减互为逆运算,乘除互为逆运算。这许多关系,使四则运算联合成一个大的整体。

三、课堂教学中,指导学生动手操作应注意的问题

在明确了数学运算的内在规定性之后,我们将依照这些规定性,提出在课堂教学中指导儿童动手操作应注意的问题。

1.引起反省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了解到,数学运算是一种反思,具体动作之后的反思比具体动作更为重要。具体到课堂教学中,我们在指导学生动作操作时,不应停留在为操作而操作的层面;而应引导学生对其操作进行思索。以分数概念的教学为例,通常的教法是将分数的具体“操作”和盘托出、呈现给学生。如:将一个饼平均分成两块,每块是它的1/2。这样的做法只能让学生照葫芦画瓢一样地模仿,而不能调动学生内部的思考过程。

一般而言,分数是小学生数概念的一次大的扩展。此前,儿童能用加减法层面的“差集”(6比2多4)或乘除法层面的“倍数”(6是2的3倍)来表示二数比较关系。在倍数中,比较量一般大于(或等于)标准量;分数的引进是要解决一个全新的问题:当比较量不足一个标准量时,如何表示二数关系。

关于分数概念,这里设计了一种与通常的教法不同的方案,其宗旨在于引起学生思考。

关于“分数概念”的课堂设计:

准备:在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好三条长度不同的线段,准备一根60厘米长的木棒(无刻度),线段长度分别是木棒的3倍、1倍、1/3。

木棒────

白线:───────────────────白线长度是木棒长度的3倍

红线:────────红线长度是木棒长度的1倍

绿线:─绿线长度是木棒长度的?

教师[演示]:用木棒分别量白线与红线,并板述;然后量绿线,提问。

教师:绿线长度是木棒长度的多少?

学生:……没有一棒长。

教师:没有“一棒”长,怎么表示?

学生:(有的提出)拿刻度尺把木棒和绿线都量一量。

教师:(量得绿线长20厘米,木棒长60厘米)那么,绿线长度是木棒长度的多少?

60厘米

学生:木棒是绿线的3倍。

教师: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倍数”;现在,我们反过来说:以木棒为标准,绿线是木棒的多少?

[演示]比着绿线将木棒3等分(用粉笔在木棒上画刻度)

[继续提问]现在想一想,怎样表示“绿线是木棒的多少?”)

……

导出:将木棒3等份,绿线是3份中的1份。

进而导出:绿线是木棒的1/3。

并将“倍数”与“分数”统一起来:都可表示两个数的比较。

这种方案较之于“和般托出”直接告诉学生的教法,更能调动学生积极的思考过程。也只有进行这样的思考,儿童才能真正明确分析所蕴含的内部操作。

将有关“操作”和盘托出,不注重激起学生“反思”的教法,与两种不恰当的`观念有关。其一是把数学运算等同于具体动作;其二是认为内在运算是对外在动作的简单模仿。其实,数学运算应该包括三个呈递进关系的成分:(1)具体操作;(2)对具体操作的反省与反思;(3)在反思过程中进行某种转换或重组。

转换是对具体动作的转换,重组是对原有的、已习得的操作的重组。儿童在接触到分数之前,已学会了“比较”(一个数是另一个数据的几倍)与“等分”(除法)。现在面临新的问题:比较量不足一个标准量。在上述方案中,问题解决的过程,是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也是重组原有“比较”与“等分”等内部操作而构成分类操作的过程(分数的内部操作包括:比较二数;等分标准量等)。

2.体会“必然”在上一小节中,我们强调在让学生动作操作的同时,应引导他们对具体动作进行反思,并在反思过程中进行转换与重组。但数学运算还具备可逆性与结合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转换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因素都发生改变,而总隐含着某种不变的因素。由于某些不变因素的存在,数学运算显示出一种必然性。1+2一定等于3;3×5一定等于15;π=3.1415…是圆周与直径的比率,不是人为规定的;在两个班共同植树的实例中,解法不同而得数是不变的。

对数学运算的必然性的认识,往往是一种不自觉的“必然之感”。这种必然之感的获得,是儿童形成数学运算的标志。

指导学生认识数学运算的必然性,可利用日常的实例。数学运算往往都有其现实原型,而且有些原型能明晰地表征相应运算的涵义。如:教乘法口诀时,可让学生数一数一面窗子的格数。如果竖着有4行,每行5格,那么就是5×4=20格。四五二十的口诀就存在于我们对这扇窗子的计数活动之中。它不是人为的任意编出的口诀,而是“必然”的。

3.融会贯通数学运算是以结构的方式而存在的。结构化不是将不同的运算(或操作)简单地拼凑成一个整体,而是要消除各种运算(或操作)之间的“矛盾”、以达到相互协调。

“关于‘分数概念’的课堂设计”将分数概念放在数概念的扩展(从倍数到分数的扩展)之中,具体设计了一个问题情境:比较量不足一个标准量(此前,在“倍数”中,比较量总是大于或等于一个标准量),如何表示二数关系。学生面对这一“矛盾”、积极思考。消解矛盾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操作(倍数与分数)协调、统一而融会贯通的过程。

四、结语

综上,可以明确:(一)对小学生而言,数学运算既包括具体的动手操作,也包括对动手操作的思索。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二)数学运算总是隐含着“不变的因素”,具体体现在逆向运算、逆向转换(6比2多4,那么2比6少4)、运算规则以及问题解决的一题多解等方面。(三)数学运算总是以结构化的方式而存在。

在于数学运算的内在规定性,本文提出(一)课堂教学中,在指导学生动手操作(或演示有关操作)时,应引起“反省”。小学儿童离不开具体动作的支持,但对具体动作的思索更为重要。(二)在指导学生动手操作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必然”之感,必然之感的获得,是数学运算形成的标志。(三)在动作操作过程中,指导学生通过思考,将各种运算联成整体,融会贯通。

①②⑤⑥皮亚杰:《智慧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第18—19页。第36页;第42页。

③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教育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④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教育研究》,1979年第3期,第91页。

篇8:浅谈金融危机根源与应对的论文

浅谈金融危机根源与应对的论文

一、金融危机的根源

回顾整个危机由爆发到发展至今的局面,可以看到,这一由次级抵押债券而引发的危机,并非一次偶然的事故,而是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而这一根源就在于美国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

为了揭示这一原因,先来了解次级抵押债券及其涉及到的一系列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结构问题。次级抵押贷款是美国为了向较高风险的借贷者(主要是相对贫穷的少数人群,如西班牙裔及非洲裔)提供住房所有权机会而设计的一种金融产品。与优级贷款相比,次级贷款的借款人平均信用评分较低,而“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较高。次级贷款以浮动利率贷款(ARM)为主,大多数是“2/28”或“3/27”这类的复式结构。这类复式结构的抵押贷款通常是在30年期内分期偿还,在前2(或3)年中采用固定利率,而之后则采用在Libor基础上加上一定的溢价调整利率。由于这种浮动的结构,借款人对于利率和房屋价格的波动十分敏感。因此,次级抵押贷款具有相对更高的信用风险。次级贷款发放机构大多数不能吸收公共存款,而是以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通常情况下,次级贷款金融机构将借款者的个人住房抵押债权转给(或卖给)特殊目的机构(sPV),这些住房抵押品汇聚成资产池,SPV就将这些资产打包,以债券的形式出售,即所谓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与传统的证券化不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subprimeRMBS)一般具有XS/OC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对房价十分敏感的特征。为了获得更高的资产收益,金融机构在RMBS的基础上,进行了新一轮的证券化。证券化链条的这一环节即所谓的“担保债务凭证”(cDO)。CDO是以中间段的RMBS和其他债券,如其他资产支持证券(ABS)和各种公司债作为资产池发行的证券化产品。而CDO的中间段又可以不断注入另一个CDO资产组合中去,形成所谓CDO平方、CDO立方等衍生品。这样,通过一系列的证券化产品及其衍生品,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在整个金融部门分摊开。证券化中的MBS、ABS、CBO等产品,最终都是以次级抵押贷款作为基础资产,因此,次级贷款的运行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决定这些产品的市场运行。但是由于过度衍生导致证券化产品的复杂性,而形成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市场,购买者看不到违约的风险,即使坏账发生,在二级市场中的传导也很缓慢,因此过多的金融产品被购买,使得次级贷市场更加膨胀。

尽管次级贷在风险结构上存在着天生的缺陷,但令其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以来,为了弥补IT泡沫破灭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到6月25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1%,创45年来最低水平。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直接导致市场中流动性过多,多余的流动性注入房市,从而使房地产价格被拉升,作为次级贷抵押品的住房不断升值。这样,信用评级很低的借款人,也可以凭借不断升值的房地产,获取新的贷款,来偿还旧债,并且可以用富余的贷款来支付超额的消费开支。在低利率、高房价的情况下,次级贷的信用级别不断被调高。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养老金等机构也将多余的流动性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次级贷市场也迅速扩张。-,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美国次级贷款余额从20的4000亿美元增长到20的14000亿美元,占房屋抵押贷款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5.4%左右上升到年的接近14%。但是房价不可能永远持续地增长,必然会回落。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为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从6月到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不断升息导致住房贷款市场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这样,在房市上涨阶段进入的借款者,多数并不具备偿债能力,而在利率升高、房价下降时,抵押品也随之贬值,从而信用级别也不断调低,违约率提高,信贷的链条开始出现断裂,从而引起危机爆发。

然而究其本质,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其过度的消费。美国GDP中占比最大的是消费支出,约占GDP的70%,而生产部门所占比重不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消费逐渐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以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八成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达到120%。至底,消费贡献率较80年代初期提高了近20%。在以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中,政府必然会鼓励消费,扩大信贷的规模。根据美联储的统计数据,美国的全民负债总额相对于GDP的比例已从的255.3%,上升至的352.6%;这其中,房地产和金融产品的比例分别从19的66.1%和63.8%上升至99.9%和113.8%。这期间,就导致了次级贷市场膨胀,产生了泡沫。然而过度的消费,使得储蓄不足,最终导致贸易逆差过大,经常账户赤字增加。而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最终又会导致美国汇率的下降,从而使进口商品价格升高,产生通货膨胀压力。为了平稳物价,货币当局必然会提高联邦利率,进而导致金融市场泡沫破裂。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结构不平衡,虚拟经济过大,而实体经济则相对较小。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美国13万亿GDP的30倍左右。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最终导致经济泡沫化,金融部门过度杠杆化。而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不平衡,难以支撑虚拟经济的发展。这样,资本价格不断被拉高,最终导致泡沫破灭、信贷链条断裂。而银行等信贷部门,为了应对危机,则开始去杠杆化过程,原先支持金融市场的大量复杂的组合、杠杆放大的投资工具被解散。衍生品市场萎缩、相关行业受创,市场流动性因此大幅缩减,并导致经济遭遇衰退。

2、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首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金融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金融危机给抵押贷款发行机构、次级贷债券市场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均造成了直接的损失。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面临着严俊的风险考验,承受着直接的财务损失和间接的市场损失,多家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所累而濒临破产。其次,受金融系统动荡的影响,股票指数急剧下跌;同时,由于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担忧、对当前危机的恐慌以及对未来市场的悲观情绪,也使得股指加剧了下跌。从月到月一年的时间内,道琼斯指数由13370余点下滑到了9330余点,跌幅达4000余点;纳斯达克指数由2660余点跌至1720余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也由1480余点跌至960余点。第三,由于信贷收缩导致对房地产需求下降;但是大批无法偿还贷款的借款人却只能被迫出售房屋,这又导致供给增加。大量的房屋卖不出去,使得原本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增加了价格进一步下跌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消费市场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显著。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借款人的债务状况恶化,而直接影响其消费能力,特别是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弹性较高,而受到的影响较大;抵押品权益赎回金额占消费比重开始下降,这部分通过再融资创造的消费被挤出;资产价格下跌,使得财富缩水,从而影响支出;对于可能失业的担忧也会促使消费者削减开支。第四,由于对消费及虚拟经济依赖较大,美国实体经济也遭受了负面影响,开始下滑。数据显示,年第三季度美国GDP负增长0.1%,消费者支出大幅削减,导致美国经济折合成年率收缩0.3%。而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一项劳工失业率统计月报显示,2008年10月份,全美失业率达到6.5%,新增失业人口24万,总失业人口达到1010万。

金融危机对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一方面,金融部门直接承担损失。由于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的银行等金融部门购买了美国的公司债或金融衍生产品,而这些产品可能直接或间接与次级贷款相关,而导致坏账。银行为避免风险,收紧信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升高,货币市场动荡加剧。金融部门的恐慌,造成信贷危机,从而影响投资与消费,进而影响各国的经济。另一方面,美国消费的下滑直接影响全球的消费需求。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近年来,美国消费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年,美国消费占全球GDP的18.2%。美国消费缩减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特别是很多以出口导向型增长为主的新兴国家,受到的影响更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强烈的下滑风险。欧洲经济前景黯淡,2008年第三季度欧元区15国GDP萎缩0.2%,而第二季度也同样负增长0.2%。特别是以金融业为主的英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实体经济陷入萎缩,第三季度GDP负增长O.5%。英国工业联合会(cBI)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工业订单已跌至5年来最低水平,商业信心指数跌至上世纪80年代初工业大调整以来的最低点。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告急,冰岛面临国家破产,匈牙利和乌克兰也因股市暴跌和通货膨胀,只能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使本国经济免遭崩溃。而亚洲也未能幸免,日本经济陷入泥沼,第三季度GDP较前一季度下降0.1%,折合成年率下降0.4%。第二季度修正后较前一季度下降0.9%,折合成年率下降3.7%。韩国经济危机四伏,韩元币值2008年下跌了三分之一,并促使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韩国7家银行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四、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第一,金融危机对我国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我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债券承受的损失。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9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5850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而中国持有的美国机构债也高达3700亿美元。中国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70%左右是美元资产。一方面,部分债券受金融危机影响,存在违约的风险,会对中国造成直接的损失。另一方面,对于占我国持有债券比重较大的风险较低的美国国债,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由于全球信贷危机,吸引大批投资者,而使其收益率走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受美国资产价格暴跌、消费缩减、经济前景看淡的影响,美元及美国国债都面临着贬值的风险。

第二,我国资本市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发生剧烈震荡。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对市场的负面预期,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下滑,在我国股市由高点向下调整的过程中,更加加剧了下跌的幅度,并可能通过资本市场的“羊群效应”进一步放大。另外,尽管我国在资本账户上有所控制,但由于全球股市动荡,也会对我国股市产生消极的传导作用,加剧了动荡。上证指数从2007年11月份最高的6124.04点下跌到3月份的不到2400点。股市下跌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方面,股市价格下跌使得投资者的资金流动性变差,因此消费者会缩减耐用品支出;而股票贬值也会使得投资者的预期财富下降,会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产生消极影响,而消费下降对产出有直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根据托宾的q理论,股票价格下跌时,托宾q值,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的重置价值之比会减小,企业倾向于减少投资,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房地产市场也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主要通过资金层面和心理预期层面发生影响。在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就已经开始了向下调整。而危机爆发之后,一方面,由于境外投资机构流动性紧缩,为了周转资金,可能会从中国的房地产中撤资,造成资金层面断流;另一方面,由于对市场不景气的预期,使得房地产商对于项目投资更加谨慎,而消费者受未来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也会推迟购买,房地产市场进入观望状态。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增长一直是GDP的主要增长点之一,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1/4左右,如果房地产市场快速下滑,势必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如建筑行业、钢铁行业等也将受到直接的冲击。

第四,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最为强烈的影响在于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的地位十分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流向国家,美国经济放缓、信贷收缩而导致的消费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总量。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我国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9.2%,增速低于9月份的21.5%和2007年全年的25.7%;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月份和2月份,我国的出口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17.5%和25.7%,形势非常严峻。若剔除价格上涨等因素,我国出口增速下滑会更严重。出口下滑一方面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仅6.8%;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企业投资减缓,也会通过产业链条,最终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

第五,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最为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年我国将有1000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挑战,其中包括610万应届毕业生和400万往届毕业生。另据2009年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非正式估算,目前,失业和返乡农民工达万人之多。这不仅会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此,当下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促进就业的重中之重。

3、我国的相应对策

金融危机爆发,我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在于出口。这也暴露出我国过于依赖出口,而内需不足,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缺陷。面对危机,我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避免经济过快下滑;另一方面,也应适时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

财政政策需在政策调整中起重要作用。政府应增加资本性支出,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投人,从而直接提升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同时,政府投资建设,增加了就业的机会,也将缓解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而造成的的失业压力。另外,应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及教育开支,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税收政策方面也可适度放宽,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进一步改革增值税,降低企业税负,促进投资;调高出口退税率,缓解出口型企业的压力,以免出口过快下降。

货币政策应保证相对稳健、适度宽松。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面临严重下滑的风险和对潜在通货紧缩的忧虑,以及全球低利率政策的影响,因此利率可能进一步调低,信贷政策也有可能进一步松动。但是,应该看到,当前通胀压力虽然有所缓解,但是这主要是受短期内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信心因素影响,及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升值而使进口产品价格下降而引起的,未来通胀压力仍有可能浮现。在通胀压力与通缩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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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及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并进一步蔓延到全球,从而对其他经济体产生影响,也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因此,我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避免经济的过快下滑;另一方面,也应适时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经济;经济结构

篇9:论基于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认识论进路论文

论基于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认识论进路论文

自法理学在奥斯丁时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我们仿佛已经习惯了将一种形而上的政法哲学作为其思想支撑。特别是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之后,包括一大批现代主义法学的拥护者在对“后现代主义法学”进行批判的时候,大多执迷于一种不恰当的认识论进路,从而造成了一种批判无力的局面。本文的目的即在于简单地厘清后现代主义法学的认识论进路,一方面是回应批判者的批判,另一方面是为后来的批判者提供一个(相对)恰当的批判路向。

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确实为法治秩序的确立以及法学思想的勃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此,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义就成为了现代主义法学的精神内核。从关于现代主义法(哲)学卷帙浩繁的论著中,有学者指出:长期构成并占据现代法学研究核心位置的是一种一元的本质论范式,其基本内涵是:客观世界存在着某种终极、唯一的法的'本质,由本质出发进行概念推理就能对一切法律现象提供正确、权威的真理性解说,对此应该透过各种各样似乎是难以捉摸的法律现象,找寻法的终极关怀,以之为基础实现法的形式统一。在现代主义法学的信徒们看来,在拥有了一大堆严格界分过的概念、术语和经过反复提炼的法律原则、规范之后,完全可以依靠形式逻辑的缜密推理从而建立起有关法律现象的“科学”体系,同自然科学一样,法学也逐步成为提供“社会真理”的源泉。法律由此被看作是客观理性的化身,是确定的和普适的。

现代主义法学的这种本质论认识范式直接脱胎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思想。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以降,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各派哲学家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总结本体论研究所要表达的一种共同的观点,当然抛开那些不承认本体的观点不谈,本体就是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所以,既然是本体,那肯定就不是一些易变的、具体的东西,它是具体现象的统摄,同时也是它所统摄下的事物的“最高位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共性”。现代主义法学的生成过程就是通过将这种本体论哲学思想直接映射到法律领域中,试图通过对形而上的法的“本体”的寻找,追问一切纷繁复杂的实在法现象之上所存在的最终本性,从而从这种最终本性出发建立一种稳定的法治秩序。

自文艺复兴时代起,现代主义法学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西方社会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了理性而稳定的法律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讲,现代主义法学确实功不可没。但是,正因为现代主义法学已经习惯了哲学的荫蔽,当与之相反的理论范式出现之时,它总会习惯性地去寻找一种哲学层面的脱困方法。因此,面对二战以后与现代主义法学一元化立场大相径庭的各种法学思想的异军突起,现代主义法学的追随者就试图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来维护现代主义法学的权威。殊既有的研究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的“举要”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列举的方式: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列举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具体思想来勾勒出“整个”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框架,例如福柯的权力学说,罗蒂的实用主义法律观以及柄谷行人的世界帝国与法的理论。这种方式虽然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部分观点,但在其后续的论述中,却无法通过这些哲学思想寻找到它们所能支持的,系统的法学思想,从而导致在哲学和法学之间出现了断层,出现了批判不能的局面。二是概括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研究者试图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具体思想中抽象出其“本质”。这种概括又能够再次界分为两条具体的进路:一是参照现代主义的话语表达,认为既然现代主义哲学主张一元化和本质论,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多元化的和反本质论的哲学;二是深度发掘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试图从“精神内核”的层面把握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本质”,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异质性思维”。即:否认有一成不变的、一贯的意义的存在。异质性思维强调概念自己的不同一,强调理解的“否定性”与多样性。应该说,概括式举要的两种进路有其可取之处,至少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现代主义哲学的殊异之处。然而其致命的缺陷在于:这种举要方式仍然执迷于现代主义的话语逻辑,试图去寻找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本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种“弥散型”的思想范式,因此,要想找到它的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法学的批判者在法学和哲学之间搞的一种“拉郎配”,实际上使得他们对于后现代主义法学之批判成为了“约伯的安慰者”。质言之,基于后现代主义法学在认识论进路上的谬误而对其进行的批判实际上大有无事生非之嫌。对后现代主义法学真正中肯的批判,抑或一种带有建构意义的批判,最根本的学术前提就是厘清后现代主义法学的生成理路,全面掌握其理论谱系。

对后现代主义法学认识论进路的梳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正名”,但这并不代表后现代主义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思潮对现代主义法学的批判就无懈可击。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批判毕竟意味着一种解构和否定,要使得法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获得更大的发展,我们或许还应该实现一种批判基础上的超越,我们需要的或许是一种“后”后现代主义法学。另外,我们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法学的批判功能的同时,特别需要警惕那种在“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统摄下的法学思想,因为这确实会导致一种法律虚无主义,同时也是现代主义法学的批判对象,但这和我们所探讨的后现代主义法学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篇10: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吗论文

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吗论文

西方认识论发展史的主旋律一直都是基础主义的规范认识论。然而,自从1969年奎因倡导自然化认识论以来,许多哲学家积极响应并发展了这种自然主义认识论。坎贝尔、吉尔、撒伽德、劳丹、胡克、邱奇兰和布朗等人都主张,人类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象研究其它自然现象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论问题。自然化认识论已经发展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中方兴未艾的一种思潮。

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基础主义受到攻击、第一哲学被抛弃、先验论的藩篱被推倒之后,为了避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应运而生的。它既反对有超越科学认识活动的优越的阿基米德点,也反对放弃认识论研究的怀疑主义,企图在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两极对抗中找到第三条出路,即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从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去阐明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寓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存在于自然化认识论之中”。[(1)]

不过,自然化认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因而遭到反对者的诘难。一个紧要的问题是,认识论被自然化、科学化、实证化之后是否仍然具有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倡导者奎因及其者西格尔等人都否认自然化认识论具有规范的功能,而以劳丹和布朗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则坚持认为自然化认识论应该具有规范性。

布朗(Harold I.Brown)是近年来在美国哲学界十分活跃的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感知、理论与选择――一种新的科学哲学》(1977)在美国两度再版,并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分别在马德里、罗马和东京出版。他的《合理性》(1988)对科学合理性作出了独到的理论阐释,受到国际科学哲学界的广泛重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发了他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特别是《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对“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之诘难作了透彻的辩析和有力的反击。

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不可能经验地建构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依照他们的观点,首先,科学必须通过规范自我控制,任何从科学中抽象出认识论规范的努力都将只产生那些早已蕴含于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化认识论将不可避免地是循环的;[(2)]其次,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一以贯之。因为,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不可能包含于科学之中,“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非经验性的辩护理论――这种理论由认识论研究提供。我们需要探索出一种温和的第一哲学。”;[(3)]最后,从科学中获取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就是从“是”中获取“应该”或从事实中获取规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荒谬企图。甚至有的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已经接受了这条反对意见。[(4)]

上述反对意见的要义在于表明:支配经验科学研究的规范不可能经验地建构,而必须先验地建构,因而,自然化认识论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诘难,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为自然化认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

(一)没有超经验的规范

布朗认为,在论述先验认识规范的浩翰文献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常常被忽略,即“我们如何建构规范?我们人类拥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去先验地把握认识规范?”[5,p.55]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采取语言分析的方法对先验规范的建构和把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经验主义关于先验有三个重要论点:第一,所有的先验真理都是概念真理;第二,概念真理包含于分析命题之中;第三,分析命题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布朗把分析论证的焦点放在第三个论点上。因为,依据经验主义的观点,“先验规范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建立在分析真理之上的”[5,P.63],而第三个论点则“为阐述我们何以能够先验地把握真理提供了依据。”[5,p.56]

在古典经验主义那里,词汇是语言分析的基本单元,而词汇又是由通过直观就能界定的基本词汇和依基本词汇而定义的辅助词汇(basic vocabulary,auxiliary vocabulary)所组成。一个命题是不是分析的以及一个分析命题是否为真,完全取决于该命题中辅助术语的定义。据此,布朗就以辅助术语为基点分析它及由它所构成的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过程。通过分析,布朗得出结论说,“我们创造自己的语言,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要求我们创造这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语言。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的语言创造具有任意性,而是说,我们的语言是在我们与世界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语言反映了我们认为值得保存的处理周围环境的方式。语言与世界及经验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裂缝,不过,这个裂缝被各种实用上的考虑充斥着。”“语言体系都不是任意的,也不受依据不容置疑的原理的合理推断所驱使。”[5,p.58]

接着,布朗又依据路易斯(C.L.Lewis)的现代经验主义观点对分析命题进行剖析。与古典经验主义不同,路易斯主张,一个概念系统是由一组相互联系的分析命题构成的,一个术语的意义由它在这些分析命题中所具体体现出来的与其他术语的关系决定的。我们运用这个分析命题系统是为了理解经验的意义,并通过把感性所与归入概念系统来达到这个目的。一旦归化成功,我们的概念系统分析机制就会使我们作出关于未来经验的推论。经验不必满足由概念系统作出的预测。当预测失败时,我们的典型反应是撤消对感性所与最初的识别。然而,如果某个特定的识别频繁地导致预测失败,人们就开始怀疑那个概念(与感性所与相应的)的有用性。在路易斯看来,经验会促使我们作出拒斥某个概念系统的决定,却不能逻辑地驱使我们拒斥一个概念系统。一个被拒斥的概念系统仍然由一些真分析命题组成,但是,这些真分析命题不再包含于我们目前用以处理经验世界的一系列分析命题之中。[(6)]

布朗认为,虽然古典经验主义与现代经验主义关于概念和分析性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继而所有的概念都能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可能通过反思“燃素”和“热质”的意义去发现任何分析真理,尽管过去有许多人能够这样做。同样,“地球不是行星”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一命题表述了一个分析真理;而对我们而言,它不过是一种经验上的错觉。布朗指出,分析命题也能遭到拒斥,不过它是在被遗弃的意义上被拒斥:它不是错误的,但不能服务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或者说它完全是累赘,游离于我们用以处理经验的命题体系之外。

在布朗看来,正是术语、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历史把术语、分析命题与其赖以生成的经验基础隔离开来,而表面上的“经验约束的丧失是形成分析命题关键的认识论特性的原因――分析命题的真值独立于世界或我们的经验。”[5,p.57]所以,分析命题并非没有经验内容,“如果从元语言学的观点来考查一个分析命题系统,我们就会发现它包含了大量的经验内容。”[5,p.62]

在把握了分析命题的特性之后,布朗转而讨论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先验认识规范。他认为,“认识规范不象下棋规则,而更象下棋战略和技巧。……换句话说,认识规范需要辩护。”[5,p.63]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怎样才能运用分析命题去为先验认识规范辩护。他认为有两种途径去实现这个目的。一种途径是给词下定义,这种定义隐含于分析命题之中并成为适当运用这些词的先验规范。“如果我们对概念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这些规范就类似于下棋规则――因此它与我们的目的无关。然而,我通过论辩已经表明,我们的语言选择并非完全任意的,它们总是在某些实用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而一旦这些实用约束条件被人们认同,我们就不能再坚持说定义提供了不受经验评价的先验规范。“如果逻辑规范是因它们与分析命题的联系而成为先验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接受科学的评价,那么,我们的逻辑规范也要接受科学的评价。”[5,p.64]

总之,“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很自然地,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任何规范也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即使这些规范能够在我们目前的概念框架中先验地建构起来。”[5,p.64]

(二)科学不需要超科学的规范

在对先验规范进行分析并得出没有超经验的规范或规范必须接受经验制约的结论之后,布朗进一步考查了科学认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规范,考察它们是怎样产生并受到评价的。

在他看来,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规范:追求目的形式和行为指令形式,它们在科学实践中是相互依存的。就行为指令形式而言,人们在习惯上区分绝对指令和假言指令两种规范。布朗和劳丹一样,认为科学方法论中充满了内在于科学的假言指令,不存在绝对指令。

许多哲学家认为,逻辑是绝对指令之源。然而,布朗在前面的分析论证中就已经表明,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看,逻辑有经验性的渊源。本来,这足以表明逻辑不可能是绝对指令之源,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有必要进行直接的论辩。

布朗以科学活动中接受某个命题的具体指令为例来具体阐明他的上述观点,通过分析论证,他得出结论说,逻辑既不能为接受命题提供绝对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提供绝对的充分条件。比如,接受一个命题最可能的绝对性必要条件是内洽。但是,布朗认为,这个要求也只能在“接受”的某种意义上成立(他在分析中把“接受”区分为几种不同意义)。就算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认识到有内在矛盾的命题,也不应该相信我们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一组命题,“但是,很有可能有两个命题即使相互矛盾而它们却拥有唯一的真的经验推论。当我们把接受P界定为把P当作进一步研究或解决问题的基础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5,p.68]人们多次指出玻尔原子理论是有内在矛盾的,但这并没有阻止科学家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或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预言。虽然玻尔原子理论最终被一个内洽的理论所取代,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如果当初物理学家因为玻尔理论有内在矛盾而拒绝它,玻尔理论会更加有效地被取代。因此,“我们如何处置一组有内在矛盾的命题,将部分地受所追求的科学目的和研究现状的制约。”[5,p.68]

布朗结合大量的科学实践活动具体考察了科学认识过程中产生规范并评价规范的途径。他认为这些途径大体上有三种:1.源于理论原理的规范;2.观察中的规范;3.来自对科学进行经验性研究的规范。通过详尽的分析,他指出,这些规范都是内在于科学的,它们不仅源于科学活动而且受科学活动的评价。总之,“以科学目的和方法论指令两种形式出现的规范,与理论假说、实验设计、新数学以及科学内容的其他方面一样,是以相同的方式被引入、被评价的。人们提出规范并检验规范,如果一个建议看上去是有前途的,它就被探索追寻;如果它丧失前途,就得被修正或被抛弃。”[5,p.69]科学不需要超越于科学评价的规范。

(三)答对自然化认识论之诘难

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的结语中,集中回答了反对者对自然化认识论的诘难。

首先,自然化认识论包含从事实演绎出规范的企图吗?布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同意坎贝尔和胡克的观点,认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规范本身就是假说。[(7)]布朗指出,人们打算追求某一目的或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打算尝试运用某种既定的方法论,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或逻辑上的困难;研究者应用某种方法论是因为他们断定这种方法论在另一不同的领域是成功的,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

其次,布朗强调指出,自然化认识论试图在科学实践中探索科学方法论不存在逻辑循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被科学与诸如象棋之类的游戏之间的一种不确切相似所误导。”[5,p.75]象棋有一套构成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能下棋。如果真的有一套类似的构成科学活动的方法论规则,那么就会出现逻辑循环;要么,当我们主张对方法论规则进行科学地检验时我们就已经承认了这些规则;要么,对这些规则的检验根本就不是科学的。但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活动这种历史现象并不适合于这个模式。科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业,在科学活动中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法追求不同的目的,这样,检验各种理论和实验设计以及检验各种方法论和目的都有非常广阔的视野。……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认定为科学活动的复杂历史现象。”[5,p.75]

最后,科学事业是自我辩护的吗?布朗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大概都在追求一种由先验认识论提供的终极辩护。在他看来,不可能有终极辩护,因为,独立于科学而对科学进行的辩护要求我们不探索科学研究与世界发生的相互作用而去获得这种辩护所必需的知识。当然,没有终极辩护并不等于说其他所有辩护都是无益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理解什么辩护对我们有益以及如何寻求有益的辩护,科学认识过程本身就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们应该只是在从事大量的科学活动之后而不是在开始之前去企求理解科学是何以被辩护的。”([5],p.76)

认识论作为研究人类认识活动的哲学理论,它应当负担起三项任务:1.描述,回答人类认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2.解释,回答人类认识“为什么”的问题;3.规范,回答人类认识“应如何”的问题。这三项任务是密切相关、不可或缺的。描述是解释和规范的基础,规范是描述和解释的目的,而解释则是描述与规范间的中介。

然而,自古以来,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旋律一直都是规范认识论,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到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波普尔,他们都注重在某种解释的基础上对认识活动进行规范研究,而忽视描述研究。在他们看来,人类认识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能够支配该活动的规范,认识论研究者或科学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去寻求这种规范,以便让认识者或科学家在各自的认识活动中自觉地遵循,从而促进认识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家合理性就在于对他们所认为的某种或某些规范的遵循。20世纪60年代之后,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意识到,科学认识活动并没有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认识者或科学家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过程。这样,许多哲学家在重视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和解释研究的同时又走向另一极端,不同程度地轻视规范研究。认识论被“生物化、进化论化、自然化、社会化、结构化、发生化、行为化、语言化、计算化――甚至化为乌有(罗蒂化)。”[(8)]于是,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逐渐分化成规范与非规范两种不同的.取向。

布朗旗帜鲜明地反对在认识论研究中把描述与规范割裂开来,强调在描述、分析和解释认识活动的基础上研究认识规范,从而把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解释研究和规范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他赞同并发展了自然化认识论研究,但是反对某些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在倡导自然化认识论的同时,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轻视认识论的规范性。布朗认为,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已降为“描述心理学”,至多只能描述理论产生的心理机制和过程,而对理论的真伪优劣之评价没有丝毫作用。他与非规范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不同,并不是一概地反对认识规范,而是反对脱离科学实践、超越认识活动、在认识活动之外去寻求支配认识活动的规范。为此,他深刻地阐明了先验规范的经验性,强调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来自于科学实践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和评价、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在自然化的基础上强调认识论的规范性、在描述与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布朗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既是对自然化认识论反对者的有力反击,又为克服自然化认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主义倾向提供了批判武器。

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布朗和劳丹一样,在反对传统的规范认识论的同时都反对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都强调要为认识活动的合理性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布朗也可以被看作劳丹所说的“规范自然主义者”。不过,布朗自己说他与劳丹“在方法和具体细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5,p.65]本文认为,布朗和劳丹的理论差异远不止在方法和细节上,他们除了研究方向相近外,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其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劳丹是站在反实在论或工具主义的立场上,着重从元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他的规范自然主义理论。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变动着的科学方法及规则或规范是如何合理地演变的。布朗则是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着重从元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他的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思想。他的主要任务是要揭示那些包括元科学标准在内的认识规范是如何经验地建构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评价的。

其次,由于劳丹把科学目的和科学方法看作是不同的认识范畴,所以,在他那里,认识规范实际上就是脱离目的的方法规则。这样,正如J.R布朗(James Robert Brown)评价的那样,在劳丹看来,“物理学和神学、数学和形而上学、地质学和社会学,在正确地追求它们自己的认识目标时都有相同的方法。当然,这些学科的某些研究者可能没有较好地遵循方法规则,但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是真正合乎理性的,而且这些方法是普遍有效的。”[(9)]由此可见,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问题上,劳丹仍然紧紧抱住方法论理想不放。

布朗则认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目的并不是分属于不同的认识论范畴,它们二者都要接受相同形式的经验评价。[(10)]他认为,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并不能归结为对方法论规则的遵循。在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的情况下遵循它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在科学探索的许多场合都没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可循,这时更需要人的理性。而且,科学实践表明,认识主体往往能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下作出合理性的行动来。[(11)]

仔细的分析表明,传统规范认识论中的规范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规范中立于理论;其二,规范中立于认识主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第一方面作出批判,而没有或很少触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在认识过程中,人是以主体方式,以其内在尺度和思维图式能动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性。因此,产生于科学实践之中并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规范如何为认识主体理性地把握和具体运用,是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包括布朗忽视或回避了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当代西方认识论研究中还存在一股“社会化”思潮。自然化认识论的阳光未及的角度,正是社会化认识论滋生的温床。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甚至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研究中倡导彻底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从科学认识活动的社会学因素、文化学因素中去寻找科学理论发展的根据和理论评价的标准。尽管认识论的社会化存在着诸多偏颇,不可能独立地解决当代认识论面临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忽视认识活动的社会文化特性绝对不可能解决认识论问题。因为,在认识活动中,主体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其他主体发生社会性的认识互动过程中与客体产生相互作用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化与社会化的趋同与整合,描述、解释与规范的辩证统一,是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W.V.O.Quine,“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2)H.Siegel,“Justification, 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47 (1980), p.309.

(3)H.Siegel,“Empirical Phsyschology,Naturalzed Epistemology andFirst Philosophy”, Philosopy of Science 51 (1984), p.675.

(4)P.Kitchener,“Genetic Epistemology, 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Psychologism”, Synthese 45 (1980), PP. 266―267.

(5)H.I.Brown,“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Inquiry 31.

(6)C.I.Lewis,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1946), Mindand the World Order (1956).

(7)D.Campbell,“Science policy from a Naturalistic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1984):C.A.Hooker, A Realistic Theory of Science (1987).

(8)M.W. Wartofsky,“Epistemology Historicized”, in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Reidel, 1987.

(9)J.R.Brow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e Sociological Turn, Reidel, 1984, pp. 7―8.

(10)H.I.Brown,“Review of Laudan′s Science and Values”, Philosophical Review 95 (1986), pp. 439―441.

(11)H.I.Brown, Rationalty, Routledge, 1988, PP. 184―186.

篇11: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哲学论文

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从“表述危机”引述哲学上的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通过简要分析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身,从中得出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和建构倾向的语言学的依据。并进一步对认识论中的另一表述语言――科学作一分析,得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趋向,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一趋向是由于认识论中实在的不在场而造成的,是对世界的不一致性思考的结果。

论文关键词:表达;表述;实在;认识论;社会建构;后现代主义

从“表述危机”谈起,就不能不先讲一下表述(repre―sentatlon)。表述是与表达(presentation)相对的。表达是自然界及人类活动在人的心中的呈现,是一种感觉、情感。而表述则是通过语言把内在的感觉、情感表现出来,达到人际交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外界的一草一木,还是人内心的意义世界,都必须经由语言来再现为符号象征,并以此来达到沟通人与世界的作用。语言成了人与世界的中介。以往的人倾向于把语言等同于实在,或者说是实在背后的理念的反映。语言与客观实在是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对于语言进行反思,就等于对客观实在进行拷问。

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表述问题(theProblemofRepresenta―tion)。“所谓‘表述问题’,即表述(知识、语言、说明、意象、能指、解释项、行动或行为等)与世界(事实、意义、实在、所指、被解释项、意图或原因等)的关系问题。”…‘在上面所提到的表述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实在是在场的,当人们追问表述是否一定会真实再现客观实在时,实在就悄然退场了。实在的不在场就会引起“表述危机”。“表述危机”“是人们对通过语言媒介对于世界的把握产生了某种怀疑,怀疑这样把握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simulacrum),怀疑语言媒介再现世界时的真实性、可靠性。”

表述本身也是个认识的过程。认识论其实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就是把对自然界的表述合理化的过程。正如前面所写的,表达是无法向他者呈现任何东西的。是内在化的。只有通过表述才能成为可交流的符号象征。可见认识是依赖于符号、语言的。语言就是横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之镜。当索绪尔开始对语言本身进行分析,并得出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观点时,语言这面自然之镜开始破裂,分崩离析,散落一地破碎的分离的镜片。索绪尔的语言观颠覆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语言与所指最终合而为一的语言观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也说明了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渊源。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先于人存在,人是被投入到现有的语言的洪流之中。语言的意义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这样的观点必然会导致意义的多样性,阐释的多样性。语言也会变得不可靠,甚至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自己在说。正是语言学上的变革,才会给后现代主义者们一个认识论上的支点,向统一性开战。

科学作为认识论中最为精致也最为得意的作品,在这场语言学的转向中,也遭遇到了它自身的“表述危机”。科学的表述危机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讲:首先,科学也是一种表述,也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也要经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语言的表述危机。其次,科学本身的特殊规定,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客观性和对现实世界反映的准确性。但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科学也成了一种建构,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准确性来自于科学家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过程的保证。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所认定的现代性的代表模式。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知识的获取在其所属体系本身获得其全部的合理化依据。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眼里,事物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建构。当自然之镜被打碎后,再没有统领一切事物的事物了,破碎的镜片只能反射出世界的一隅,利奥塔也不承认有绝对的统一的决定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可以说是在解决表述危机时提出的相对主义批判的后果。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门派众多、大家云集,但都坚持要科学考察科学知识本身的属性,而不因科学的客观性将社会学考察排除在外。

根据前面对科学表述危机的两个层次的区分,下面也将社会建构论中各家分为两大类;首先,一类是对科学本身的表述,即对科学文本进行文本和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纲领(theprogrammeofdiscourseconalysis)是由米歇尔・马尔凯创建起来的,其所在学派称为约克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科学家对任何给定主题的说明是十分易变的(variability),因而社会学家在将它们作为资料解释科学实践的性质之前,首先应该对这些说明本身,即科学家的话语,进行分析。”。它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是如何社会地产生出来的”其次,另一类是对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和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在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中,最著名的是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用利益这一社会学中的重要维度和动力机制来揭示科学活动中的行为和结果。以及这其中的科学知识的动态变迁过程。还有以科林斯・平奇和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前所持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其基本出发点是假定自然世界和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信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前者的”o[1](PI61)科林斯甚至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所起的作用甚微。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研究中。有将人类学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在科学社会研究实践中的拉都尔、伍尔加及克诺尔・谢廷娜,前两者合作出版了《实验室生活》,后者著有《知识的制造》一书,在这些研究例子中,社会建构论者注意到了科学家作为有主体性的认识者在科学事实建构中以及在实验室本身的设计流程的作用,并对此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认识论上的分裂,在理论上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提供了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无疑是这一认识论分裂的哲学上的先行者。社会建构论在科学这一最为坚硬的认识论堡垒上打开一道口子,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打开这个堡垒时的工具。 那么认识论上的这个分裂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否在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的进攻下,它就全身而退,进入垂暮之年了吗?认识论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获得知识就是准确地表达外在于心灵的世界,要想了解知识的本性及可能性就是要理解心灵用何种方式去建构表述的。自休莫的怀疑论以来,认识论不断受到怀疑论的质疑,而且愈演愈烈。

认识论的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关于秩序的神话,有序是人们内心的渴望。也就是说在认识论中,有一个先在的隐性前提,在外面大世界之外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秩序,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事物为什么成为其所是,在其中是否存在着原发的、内在的原则,或是在人类的心灵中存在着这样的原则呢?对前者的回答构成了科学的存在根据,正是这种客观实在性,使科学在认识论中有了可以不受社会因素审问的特权。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形成了以康德为代表的意识哲学的范式,自然界中呈现的规律和秩序是我们赋予自然的。

科学在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是以实在的在场为根基。人类总会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本体论的追问:人是在地球上的。地球又是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到此为止,大乌龟就是我们人类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本体论根基。科学的作用就是对大乌龟本身进行描述解释。这种描述解释,是通过人类本身的经验、感觉、语言赖以进行的。认识论常被看作是一种狭窄的、排他性的基要性活动,它要保证我们认识世界的手段――科学、理性、感觉的有效性,并且要使之合理化。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指出了这只大乌龟是人造的、是不存在的,要放弃本体论的承诺,要放弃经验与客观实在的关系。

认识论上的分裂首先是由于语言中介作用遭到怀疑。在我们的言语之外是否客观存在着一个物理世界或主观世界,它们是否是真正的独立于语言之外。德里达就认为表述实际上预设了表达。这也就是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所以任何认识中的表述和表达都不可能是对实在的客观反映。表述是人主观意识的先在,以及语言在形成后的结构性预设,都否定了科学的纯客观性,把科学从认识论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则进一步把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进而抹煞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另一方面,语言不再是实在的客观再现,实在的不在场,使得语言的意义出现了多样性和差异性。正如利奥塔所倡导的绝对迥异,差异才是绝对存在的,一致性只是相对的。

其次,再向前跨一步,客观世界本身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世界本身的实在也不是一致的,那么在认识论上必然会出现各种认识的范式。范式是库恩的一个核心范畴。而库恩早期提出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而无独有偶,利奥塔在语言游戏说中也提出了语言规则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就是绝对差异。人们生活有各自所属的特定的社群,各个社群之间的世界观、范式、生活方式是具有差异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各个语言游戏之间的规则是不可通约的。因此,要完全理解另一个社群的范式、世界观、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世界正在日益地全球化,几乎没有人还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而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可通约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或者可以说是从某种角度而言的。现实世界的不一致性或不确定性,最终造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起,科学知识社会学无疑就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对科学的反动。

但回过头来看,后现代主义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或是一种认知方式和一些文化现象的归纳。它与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实在在认识论上的不在场,使得现实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隐退了,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是文本、话语这一类的事物,具有想象的成分。在科学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为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另一面,消除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利奥塔在考察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后得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并行的,科学知识并不比叙事知识来的必然,甚至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也是通过争论、竞争来完成的。这些科学观对中国的科学理论界来说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理论界铁板一块的论调,让入耳目一新。但也要认识到社会建构论是欧美,特别是在欧洲等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阐发的理论。即使如此,在欧美的科学实践上,也并不以此理论为主导,它们是一种思想上的批判武器,更何况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我们更不用着急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毕竟我们所努力达到的目标是进入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只是远处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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