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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略论古羌族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影响
略论古羌族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影响
摘要：长生成仙是道教的核心信仰.远一思想的形成,从古羌族汲取过养分.西王母、大禹、昆仑山、灵魂不死等与羌族相关的事物,被道教整合到自己的`神学系统中,并因此而焕发出异样的风采. 作者： 李雄燕 Author： LI Xiong-yan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4 期 刊： 贵州民族研究 PKUCSSCI Journal： GUIZHOU ETHNIC STUDIES 年，卷(期)： , 27(5) 分类号： B958.74 关键词： 神仙 山岳 西王母 大禹 灵魂不死 机标分类号： G12 K89 机标关键词： 古羌族 道教 神仙信仰 灵魂不死 西王母 昆仑山 整合 养分 系统 思想 神学 大禹 基金项目：篇2：道教对刘禹锡诗歌的影响
道教对刘禹锡诗歌的影响
刘禹锡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诗歌创作深深地受到道教及其思想的影响。
有着“诗豪”之称的刘禹锡诗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诗文俱佳，是唐代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既不像韩愈的奇崛，也不像白居易的平易，而是以清隽明朗、简洁自然为基本风格，在流派众多的中唐诗坛，独树一帜。
虽然时代的政治斗争在刘禹锡的诗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但他的诗中，中唐时期盛行的道教及其思想烙印却仍不能被完全掩盖。
一、刘禹锡诗中丰富多样的道教意象
宗教与文学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都需要丰富奇谲的意象。道教思想对刘禹锡的影响之一，正表现在道教为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提供丰富意象。
在刘禹锡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是昆虫鸟兽，这些意象的出现往往与刘禹锡乐观昂扬斗志的精神的自述分不一。刘禹锡使用的不少鸟兽形象都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在《飞鸢操》中，刘禹锡写道：“青鸟自爱玉山禾，仙禽徒贵华亭露。”诗中，刘禹锡一连使用了 “ 青鸟”、“仙禽”两个鸟类意象与鸢形成对比，赞美青鸟和仙鹤的高贵。这两种品行高洁的鸟类意象都与道教相关，青鸟是道教神话中女仙的首领西王母所住玉山上的神鸟，是道教传说中西王母的使者，而“仙禽”，即是仙化的白鹤，在道教中是仙人的坐骑，是长寿和灵性的象征，也成为了道教仙学的.“图腾”。在刘禹锡的诗歌中，运用了鹤的意象的诗作还有很多，如：《鹤叹二首并引》：“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秋词二首》：“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等。
刘禹锡还将道教场所、道教人物等具有浓烈道教意味的特定意象广泛用于诗歌创作，扩大了诗歌艺术发生的时空边界与人物设定。在《秋萤引》、《武陵书怀五十韵》等诗中出现了承露台、昆仑山、玉坛、玄都观等道教色彩浓厚的场所意象。以道士入诗的诗作有《伤桃源薛道士》、《闻道士弹思归引》等，刘禹锡在叙述道士生活或回忆与道士交往的过程中抒发对其生活的向往与自己的志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禹锡的涉及道人的诗歌中，多次出现了女性形象。例如，《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中 “读得玄女符，生当事边时”中的“玄女”被道教奉为“女仙”，地位颇高，《巫山神女庙》中写道：“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庄王。”在讥讽楚庄王的同时，侧面反映出刘禹锡对道教神女的崇敬。
道教为刘禹锡的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意象与养料，道教意象在刘禹锡的诗歌里与其情致合而为一，极大地丰富了其诗歌的想象特性，迸发出妙不可言的灵感。
二、刘禹锡诗中齐同万物的道教意境
意象和意境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密不可分的，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刘禹锡诗歌中的意象受到了道教文化较深的影响，显然，在刘禹锡诗歌的意境层面，也有着中唐道教文化的影子。
在《鹤叹二首并引<其一>》中，诗人在友人客行一年后的春天，再次在友人家中看见被友人留在故居的一双鹤，鹤含情脉脉地看着诗人，想言却又不能言，诗人因以有感，作此二首诗来咏鹤。鹤寂寞无主，而邻居处夜吹笙歌。结尾处没有只言本宅的寂寞，反说邻居处热闹，便使意外之意渗于诗外。“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一句将诗人眼前之境与远方友人之境融为一体，鹤与诗人主体也合为一体，物我同一，不知寂寞的、思念友人的是鹤还是作者自己。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物我同一、无限空旷的意境，鹤、诗人、读者三者在其中合而为一，时空的界线在这里也已经被打破，旧时今日、此处远方也已贯通成一个无限扩大的大意境。这种虚实相生、物我合一的意境正是对道教文化中的齐物论的继承与具象化。
三、刘禹锡诗中旷达乐观的道教志趣
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为时所弃，空怀凌云壮志，道教思想则使其善于在逆境中排解忧郁，不同于多数仕途坎坷的诗人一般消极抑郁度日，而是保持着他独有的旷达乐观，笑对坎坷与人生，从刘禹锡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志趣。
道家式的人生总是着意于心灵的自由选择，这种不与人争的处世态度实则为对人生与世界的普泛同情与悲悯的外化，由此而生的是一种笑对人生的处事态度。
《酬乐天咏老见示》是刘禹锡酬和白居易《咏老赠梦得》的诗，与白居易的诗相比，刘禹锡的诗既符合老年人的正常心态，又有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人生情趣。诗结尾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历来为人称道，何焯评论说“四语中极起伏之势。结句既不衰，文章必传无疑”。个中缘由是因为刘禹锡在垂垂老矣之际在这两句诗里依旧灌注了昂扬、旷达乐观的人生志趣，而不显衰颓无力，这是道教思想带给刘禹锡诗歌的精神志趣的营养，也是对其人生志趣的一种升华凝结。
刘禹锡的诗歌，无论从意象、意境又或者其中的志趣而言，都深深地受到道教自然观、哲学观以及人生观的影响。
篇3：传统诗歌：道教诗歌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
仙界地府、出神入化、隐身遁迹，天上一日、世上千年……这些看来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道教世界，给中国古典文学以不尽的养料、无穷的遐想，引发出古典文学创作中的无数灵感。而这之中的道教诗歌则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一个神奇瑰丽的浪漫天地、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在中国道教史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从民间兴起到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在文学史上，诗歌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道教对文学创作影响甚大，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游仙诗的创作。游仙诗作为一种漫游仙境之诗，本是起自道家方士，后来成为道教内外人士广泛采用的创作样式。在魏晋等时期，道外文人对游仙诗的兴趣相当浓厚，以至所作诗章成就甚至超过道内人士。如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竹林七贤、陆机、郭璞、沈约等，都属其中的佼佼者。
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文人南下，南朝文学得到了发展。道教方面，陶弘景对道教进行了改革，他总结了上清派的修炼方术，创立了茅山教团，建立了完整的道教神仙信仰体系。在这种背景下，游仙诗的创作再度兴盛。就连溺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向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讨教。梁武帝曾写游仙诗，“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具闻上仙诀，留丹未肯饵。潜名游柱史，隐迹居郎位。委屈凤台日，分别柏寝事。萧史暂徘徊，待我升龙辔”。诗中写到，成仙的要诀都了解，炼就的丹药不肯服食。开天的萧史请再徘徊，等我一起驾起龙辔神游，以享受人间欢乐。但是作为一个享受着人间荣华富贵的帝王，虽然也向往着成就一身的仙风道骨，却也贪恋着尘世的快乐。诗中较好地体现了作者既贪恋尘世又仰慕仙界的双重心理，这也是除梁武帝之外，其他游仙诗人作品的基调和特色。
游仙诗的创作曾成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的一大时尚，许多道内道外文人创作了许多游仙诗，为当时的.诗歌风格形成带来深远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宋时期，道教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推崇，进入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在这样一种崇道的氛围下，必然出现大量吟咏道教的诗词。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可谓非李白莫属。李白的诗歌，气象万千，变换无穷；时而雄浑豪放，时而澹远恬静；时而现实，时而虚幻。他一生留下的许多流传千古的优秀诗歌，是中国文化瑰宝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永垂不朽。
李白被后人称为诗仙，除去他飘逸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教信仰在他头脑中的根深蒂固。作为一个诗人，他继承前人诗歌成就而又发扬光大；作为一个道教信徒，他从道教中采摭大量的神话，并从道教的宗教思维模式中获得激情。两者相辅相成，造就了他的诗才。因而纵观李白的诗文，有许多是吟咏道教的神仙诗，当然更多的是受老庄道家思想濡染而创作的浪漫不羁、超然物外、孤高飘逸，一叹三绝、千古吟唱的浪漫主义文学杰作。李白的游仙诗，最有代表性的而是《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清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首诗，境界极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李白对瑰丽、美好神仙世界的向往。其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更是登峰造极，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吟诵。
除了李白，唐代诗人受神仙思想影响，并写有游仙诗的诗人很多，如杜甫、李商隐、李贺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神仙观念对我国古代诗人的人生境界、追求和诗歌浪漫化表现手法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低估的。
从魏晋到唐宋，中国诗坛上确实飘荡着一团团道教的云气，诗人们不仅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以反映道教活动为基本内容、表现道教理想追求的游仙诗、涉道诗，而且广征博引道教的神话典故，来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增强其艺术感染力。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篇4：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小论文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小论文
[摘要]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关键词]道教；民俗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最好呈现形式。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势必对我国民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各类民间风俗中我们常能看到道教的影子，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在民俗节日、神灵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祈求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对民俗节日的影响
古人对一年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做出规定，成为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民俗节日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春节中，处处都能见到道教的影响。“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响。
以祭灶的习俗为例，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小年为进入春节的.开始。民间多于此日夜礼拜灶神，祭灶反映出民众通过对道教俗神灶神的祭祀，以求达到保佑全家的目的。相传他是掌管一家生死祸福的，道教里崇尚此神，是因为灶君司饮食及火。道家一般敬灶时都要上表酬神，有送灶科仪，包括净灶、祀灶、净橱、送灶、迎灶几个部分的内容，蜡月二十四后灶君回宫，所以又要迎接他下凡回宫，希望能主一家之事，奏善定福。
民间还有扫除的习俗，“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屋”的习俗由来已久。民间腊月二十四为扫除日，又称“扫尘日”或“扫房日”。民间认为鬼魂到了腊月将离开人间，人们如果不把身体和房屋彻底打扫一下，鬼魂就会躲藏在灰尘当中，这实际上也源于道教。道教传说人身上附有一个三尸神，他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人的坏话。一次，三尸神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帝误信谣言，令三尸神把各家的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为记号，令王灵官凡遇有记号的满门斩杀。灶君发觉此事，便让每户人家扎个长扫把将蜘蛛网扫掉，将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人间避免了一次杀戮，人们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二、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曾广泛地吸收民间的信仰内容，加以改造后纳入自己的神灵谱系，成为道教崇拜的尊神或俗神。俗神是指流传于民间而被道教信奉的神祗。主要有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执掌读书人命运的魁星神；专门保护个人、家庭和城乡公众安全的守护神，如门神、灶神、土地神、妈祖等；护法神将关帝圣君等。但也有道教尊神直接影响民俗文化的，如三官大帝等。可见道教与民俗相互影响与促进，但是道教更系统化、规范化，从民俗中提炼出来，但又深深影响民俗，而民俗又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民俗禁忌的影响
在道教与民间习俗互相渗透的过程中，道教禁忌对民间禁忌习俗的影响，成为民间礼俗的重要内容。根据卿希泰、詹石窗的研究，道教与民间禁忌礼俗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
以灶神禁忌为例，人们对灶君的崇敬，除了毕恭毕敬的祀奉外，还表现在许多忌讳上。由于对灶王爷既尊重，又畏惧，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反差，便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忌讳来。这些忌讳，主要是灶前什么东西不能放，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尤其是对女人，禁忌就更多了。在《敬灶全书灶上避忌》中对灶君避忌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如严格规定：“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在灶前小便、吐唾沫；不得在灶前赤身露体；月经未完的妇女不得经过灶前；披头散发者不得烧饭做菜；不得将污脏物送入灶内燃烧”等。人们认为做这些事情，会冒犯灶神或火神。
事实上，因为道教是从民间发显，早期的巫术、方术，甚至阴阳五行、老庄哲学、医学都浸润其间，成为道教禁忌的一部分。反过来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到相当的重视与信仰，其本身的禁忌无可厚非地也就影响了民间礼俗的内容，从而达到两者水乳交融的境界。
[参考文献]
[1]程裕帧，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19-125
[2]卿希泰，中国道教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57-245
篇5：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
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
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对古代科技发展有多重影响和作用,而且对现代科技创新也有重大启示和作用.
作 者：李承宗 谢翠蓉 作者单位：李承宗(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79)谢翠蓉(湖南大学,期刊社,湖南,长沙,410082)
刊 名：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年，卷(期)：2003 15(6) 分类号：B958 关键词：道教文化 古代科技 现代科技
